Posted by 杨建利 on 六月 6, 2012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假如一个国家要和中国维持正常的经济贸易关系，这个国家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就不能采取很强硬的立场，就不能用人权的议题惹怒中国政府，以免来自中国的经济制肘。特别是，由于长期低廉的产品出口占据国际市场造成的中国相对美国、欧盟等贸易伙伴的贸易顺差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美国、欧盟出现债务危机期待中国的稳定借款，这样的国际经济形势强化了美国和欧盟的外交政策制定者的上述认识，也反映到各国与中国的外交实践中，中国政府也趁机做出一副老虎的屁股不能摸的样子，人权在国际社会对华政策中的地位每况愈下。 当人们普遍认为老虎的屁股不能摸的时候，愿意挑战而证明其反面的实际案例就变得稀缺，然而，老虎的屁股到底能不能摸，只有摸了才会知道。在这次陈光诚事件上，可以说，美国就这个人权迫害个案勇敢地摸了中国政府的老虎屁股，在其中所表现的果断的决心和行动多年来少见。结果怎没样呢？“马照跑，舞照跳”，一切如常，在以往合作的领域里继续合作，在以往磨擦但趋和的领域里继续磨合，在以往讨价还价的领域里继续讨价还价，在以往冲突的领域里继续冲突，贸易继续做，原有的贸易冲突不是因为陈光诚（也不是因为其他人权议题）、新增的贸易冲突也不是因为陈光诚引起。看来老虎的屁股并不是不能摸！但当陈光诚事件告一段落的时候，令人遗憾的是几乎没有观察家指出这一点。 其实，只要用心留意，我们就会发现更多的案例。当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于2010年10月宣布把当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的时候，中国政府用强烈的措辞谴责该委员会和挪威政府，并扬言将进行经济制裁（中国和挪威的主要经济合作领域是石油开发和挪威水产进口），一时间，许多观察家认为，挪威会为此次诺贝尔奖承受巨大经济代价。但是，2010年12月14日，也就是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后的第四天，中国国有企业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与挪威最大的石油公司Statoil签署了在北海开采石油的巨额经济合作协议。2011年5月我借出席奥斯陆自由论坛的机会，专门就挪威向中国出口鲑鱼的情况进行了解，因为刘晓波的诺贝尔和平奖后，中国政府曾扬言将减少挪威鲑鱼的进口量以对其进行贸易制裁。挪威商会的一位先生告诉我，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确因为刘晓波而减少进口挪威鲑鱼的额度，但是此项贸易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原因是，中国的进口商和有关地方政府部门“指导”挪威的出口商如何躲过指标限制，教给他们诸如通过香港转换进口地这样的办法，虽然贸易成本有所增加，但是微不足道，相当一部分成本由中方承担。基本上是“马照跑，舞照跳”，一切如常。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仅仅是些零散的个案，不能说明整体的问题。的确，严格地讲，大量案例都不能归纳地证明一个一般性结论，更何况少数几个例子了。那么，我们就进行逻辑分析，逻辑分析的能力可以弥补实践上的不足，有时比实践走的更远更深。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说明“老虎的屁股是可以摸得”。 首先，经济发展和繁荣—哪怕是表面的繁荣和蕴藏未来危机的发展—是目前中共当局要极力维持的，因为这几乎是这个政权维持统治的唯一合法性来源，也是维护稳定的资源来源。所以整个政权体制都不愿做影响经济增长、影响体制大船浮在水面上的事情，而国际贸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微小的扰动都有可能产生意向不到的大的效应。针对一个人权个案，尤其是他们认为不会给政权稳定带来直接威胁的个案，他们一般不会做出影响国际贸易的大的举动。中共领导人是进行精细利益理性计算的博弈者，包括购买美国还是欧盟的主权债券这样的政策制定的主要考量不是拯救别人而是帮助自己，不是情绪化的结果。 其次，大部分国际贸易都涉及到地方政府的权辖范围，而长年来，地方官员升迁的最重要政绩指标就是GDP，因此，他们一般不在意涉及国际形象的人权谈判上的让步不让步，更多地是在意招商引资能不能继续进行，GDP能不能维持。 再则，做生意这件事，最大的得益者是个人，是那些具体的官员和商人个人，一个生意要不要做、做多大、如何做基本上掌握在这些具体的官员和商人手中，如今在偌大中国你见过几个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利益的官员和商人？所以你谈你的人权，我做我的生意，两不影响。 所以，在相当的程度上，国际社会在与中国的人权外交中存在着自我强加的不切实际的恐惧，陈光诚的事件是应该可以帮助他们消减这种恐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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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杨建利 on 六月 1, 2012
陈光诚的案子是中国近年来最臭名昭著的人权侵害案之一。在救援陈光诚的行动中，舆论的矛头基本上指向了山东省政府和临沂市地方政府及其有关官员，陈光诚出逃后录制的视频讲话也是向中央政府（尤其是温家宝总理）提出要求，请求中央政府审查处理围绕他所发生的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腐败、违法侵权和暴力犯罪行为，陈光诚进入美国大使馆后，在就陈光诚的前途处境与美国政府的谈判中，中国中央政府也同意了美方（暨陈光诚）提出的审查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要求，这一切似乎都说明，对这个恶劣的人权侵害案，中央政府并不负什么责任，责任全在当地政府那里。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 在中国，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捆绑的现象在相当程度上是存在的，使得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命令不能得到贯彻，但是这样的捆绑现象并不发生在所有领域，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事实上，在中国只有在对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控制打压的领域里中央的政策是不受地方政府捆绑的，不是“朝旨不出午门”而是一贯到底。换句话说，中央政府也许对山东地方政府的债务累计和暴力拆迁没有什么有效的制止办法，但是，假如中央政府不同意对陈光诚进行迫害，当地政府和官员是不可能做到他们这几年所作一切的。接近陈光诚案子的人士早就透露，陈光诚本人也在录像讲话中提到，其实，几年来当地政府和官员一直靠中央政府高达几千万的专项批款的资源的支持对陈光诚一家进行监禁迫害的，这甚至成了许多有关官员和被雇流氓的生财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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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杨建利 on 五月 28, 2012
我们高兴的看到，陈光诚与妻子儿女安全抵美，虽然留在中国的其他家人仍有巨大的麻烦，但是可以肯定，受到国内外各界高度关注的陈光诚事件开始从紧张的高潮上慢慢走入一个新的常态。这个时候再回望梳理，我们可以得到更多更有价值的启示。 虽然在短短的一个月里，陈光诚和家人经历了常人无法想像的惊险和波折，眼下仍有家人处在被残酷迫害的危险中，但是目前陈光诚的整体状况与他出逃前相比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善，即使陈光诚最终选择留在中国，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状况也会比出逃前好很多。当然，目前的结局是许多力量帮助和博弈的结果，但是主要的因素是陈光诚本人的意志力和行动力，没有陈光城本人拼搏的勇气，什么外力都没有用。这一点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改变自己受剥削、受欺负、受凌辱的状态，公民本人的勇敢行动是最为重要的，是无法替代的。 陈光诚2010年10月刑满，全家开始被监禁在家。2011年初，北非中东发生阿拉伯之春，中共当局为防止世界民主浪潮漫延到中国，在过度紧张中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进行全面打压，救援陈光诚的公民活动却在这样肃杀的政治空气中启动，探访、戴墨镜、车贴、贺岁卡、给具体施害者打电话、呼吁国际社会限制主要责任人国际旅行、、、救援行动一波一波地开展起来，尤其是陈光诚在郭玉闪、何培蓉帮助下最后的出逃，付希秋牧师等的国际援助，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的公民运动具备了反弹的能力，只要勇敢行动、组织得当就有可能在局部创造优势形成突破。 陈光诚的案子能有突破、最终能有一个大致令人欣慰的结局，国际媒体的关注和国际民主力量的支持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再次证明，公民抗争的个案是否有能力调动国际的关注和支持是能否产生突破和进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前年被迫拆迁户的“麻雀行动”、去年年底广东乌坎的集体抗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共当局以“国外敌对势力”的介入为借口对国内的抗争者进行威胁和打压，也使得国外的支持者投鼠忌器，但是我们仔细分析每一个具体事件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中共当局正是因为害怕国外的民主力量的介入使得其打压成本增高，才屡屡以此恐吓国内抗争的民众，一旦他们发现，抗争者真的有切实的国际支持，他们镇压的态度就会发生变化，常常是态度的软化。对抗争者最危险的状况是，稍有国际关注时遭到当局威胁而退缩回去，一般来讲，这时当局的报复是最残酷的，因为他们有了“国外敌对势力”介入的“口实”又不需要担心“国外敌对势力”真正介入给他们带来的镇压成本。对于抗争者来说，只要顶住压力渡过这个初期阶段的艰难，情况一般来讲会变得更好。乌坎村民抗争开始，引起一定的国际关注，当局就开始公开以“国外敌对势力”的介入进行威胁，乌坎村民顶住压力，继续设法邀请国际媒体的介入和报道，最终使他们的抗争成为国际普遍关注的事件，最后的良性结局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陈光诚国内的家人，大哥陈光福等，正在采取勇敢的行动进行抗争，我们要给予及时的关注和支持。 我一直认为，中共当局常用的打压口实“国外敌对势力的介入”是一个好的说法，因为久而久之，人们逐渐认识到，每当民众与专制政府和掠夺的官员冲突时，“国外敌对势力”总是站在民众的利益一边，“国外敌对势力”是好势力，其实这是中共帮国际人权民主力量做宣传。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已经认识到，“外国敌对势力”的真正介入往往对问题的解决有正面推动作用，所以国内抗争寻求并得到国际的支持和关注越来越多，这样一来，中国公民运动国内国外的界限最终会被打破，人们的心理观念也会突破恐惧的压力，对一般民众来讲，寻求国际民主力量对中国公民运动和民主化的支持就是自然平常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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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杨建利 on 五月 28, 2012
（2012年5月29日，日内瓦） 各位贵宾、各位朋友： 谢谢你们给我这个荣誉。 从重要的世界人权组织“联合国观察”手中接过以他 的创始人Morris Abram命名的 人权奖，是一个巨大的荣耀。今晚，在各国重要来宾和各界朋友面前，我怀着谦卑和感恩的心情接受这个荣誉，并把它献给那些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人权侵害的受害者，献给那些世界范围内的日夜孜孜不倦、时刻面临艰难险阻的勇敢的人权捍卫者。 站在该人权奖的获得者的行列之中，我感到诚恐诚惶，今晚我也被置于Morris Abram的一生的巨大丰碑之下，他数十年在世界人权事业中的贡献使他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追随的光辉榜样。 与这些了不起的人物相比，我只是被中共的专制政权统治的接近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13亿中国公民中的一员，这个政权仅仅因为它的公民行使言论自由这样的基本人权而监禁、迫害和驱逐他们，这个政权对我们藏族、维族、蒙古族的兄弟姐妹实施民族压迫和文化清洗，对家庭教会成员和法轮功成员实施宗教迫害，这个政权输出专制模式在国际舞台上成为独裁者们的背后支撑，帮助伊朗，北韩，叙利亚等道德上破产的政权苟延残喘，使它们可以继续吸吮它们人民的自由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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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杨建利 on 四月 26, 2012
（翻译：田鼠） （2012年4月19日，美国加州长堤市） 我怀着振奋的心情欢迎诸位来到第七届族群领袖研习营。各位跨越了遥远的距离，尤其是遥远的心理距离来到这里，其中需要克服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每每想到这里，我都不禁感到深受祝福和鼓舞。我深深理解，与本世纪初我们举办首届研习营相比，如今我们所面临的需要跨越的障碍并不曾因为时间的前进而有所消减，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为族群融洽平等、为彼此的人权、幸福和尊严而携手所建立的基本精神将代表我们的未来，我们共同的未来。 2000年，当我们刚刚开始这项尝试的时候，我们深知我们选择了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其艰巨性让我们心里对我们到底能够坚持多久并不十分有底。十二年过去了，七次重大的聚会以及以研习营的宗旨为主线展开的许多工作或许可以让我们感到些许自豪和快慰，然而，回过头来看我们走过来的路，我心中对许多像美国民主基金会和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民主同道们那样有良知有远见的人们充满了感激，如果没有他们坚定不移的支持，我们在这条路上是否能够走这么远是值得怀疑的。 还有，至为重要的是，在座的研习营的出席者们所代表的人民和族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从未有一天放弃过对自由和尊严的追求，他们的奋斗和牺牲精神是我们最主要的动力来源，陪伴我们在艰难路程上跋涉，引导我们步步向前。 在以往的6届研习营和围绕着研习营的宗旨所开展的工作中，我们承诺并履行了如下原则：尊重民族、文化、宗教以及地域族群之间的差异，拥抱人权的普世价值，为了实现我们共同的民主未来团结奋斗；我们持守非暴力的原则，以善胜恶；我们保持密切交流沟通，互相宽容和理解，致力于消除误解和仇视、追求真相、实现和解并彼此关爱；我们关注彼此的人权状况并彼此奥援。在此，我想用这些通过艰难困苦的努力而达成的原则和成果激励在座的各位，这些原则和成果是我们今天共同前行突破困境的指导，“共同前行、突破困境”正是本届研习营的主题。 一年前，第六届研习营在离此不远的洛杉矶举行。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经历了中共当局对各族群人权民主人士以及异议人士的持续的残酷打压，我们也经历了像藏人自焚那样的史无前例的决绝抗争。在未来的三天里，我们要在一起认真研讨我们彼此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共同突破困境的策略。 在过去的一年里，在我们的研习营所涉及的区域里有两个重要选举，一个是台湾的总统大选另外一个是香港特首的选举。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会听到有关这些选举的报告以及关于这些选举对台湾香港的人民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族群人民的影响。我们非常幸运，有两位知名教授，一个来自美国大学另外一个来自中国大学，给研习营讲座，他们的讲座将会给我们许多启发并增强我们工作中的的思想能力。我们出席者中的出色代表热比娅女士将会给研习营做题为“通过互相理解和合作推进民主”的主题报告。非常令人鼓舞的是，有三位高中生出席这次会议，向我们报告她们作为天安门第二代追求自由和关爱被压迫群体的工作和心得。这届研习营，也得到了世界民主同道的关注和支持，一位来自中东的非暴力倡导者、民主政治领袖还有一位来自缅甸的年轻民主领袖将会与我们分享他们彼此的宝贵经验和教训。最令我充满感激和振奋的是，达赖喇嘛尊者将会接见研习营的全体出席者和工作人员，我想在座的每一位朋友都和我一样急切期待着尊者的教诲。 在此，我宣布第七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正式开幕。 让这届研习营奠定我们继续共同前行突破困境的基础。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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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杨建利 on 四月 13, 2012
两天前，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四月青年、凯迪社区、共识网、选举与治理等网站悉数被中共当局以违反宪法的名义查封。在许多观察家眼里，这些网站分别是中国的民间左派和右派的代表性网站。或许有些朋友对其中某些网站的民间性表示怀疑，但是无论如何它们均非官方媒体，与人民网和新华网等官方网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共当局这一集体封口之举为我的前论“目前中国的民间左派和右派是一派”提供了一个及时而有力的佐证。如前所说，中国政治的根本议题是宪政议题。中共当局钳制言论是对言论自由宪政原则的违背，是对自己的宪法的讽刺。 这次封网事件又一次彰显了中国民间的境况，事实上，在目前的中国，民间政争没有实质意义也无真实空间。所谓左、右两派的争论随着薄王事件的发展而陷于了意气之争甚至是个人意气之争，表面上看来，中共上层的这场政治斗争似乎和他们的争论有关，是左、右两条路线之争，温家宝在“两会”记者会上也暗示这是“改革”与“文革”的矛盾，其实不然，中共上层的这场内斗不是由政治路线分歧引起的而是一场权力斗争。 薄熙来固然早已令许多中共上层人物不满，然而，对薄熙来的不满主要不是针对他的所谓的左的路线的，而是针对他张扬的作风和几乎不加掩盖的夺权强势，他所展现出的企图心给现当权者和未来当权者都造成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在“王立军”这个和意识形态毫无关联的事件爆发之前，中共上层几乎无人对“唱红打黑”有过公开微词，无人采取任何措施进行阻止，而是任其红火。这反映了目前中国邓小平主义政治现实的一个重要方面：邓小平主义的政治以“四个坚持”为其根本，与毛式政治专制一直相去不远，毛是共产党不能动摇的正统牌位，“红”色是其本色，薄熙来正是利用“红”的名义彰显其正统性帮助自己在共产党内建立权力基础的，以邓小平主义为主导的政治氛围，客观上为毛左回潮预留了空间。 除去毛的符号不谈，“左”的主张对当前的中共上层也不构成“政治路线”问题，以2010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为标志，中共的政策明显向左移动，开始强调分配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等议题，2011年中共为庆祝建党90周年推出的文艺作品更是“左”的离谱。我预估，“十八大”后不管哪帮哪派占上风，中共的政策都会继续往强调社会公正的“左”的方向上倾斜。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的上层没有真正出现缘由政治路线分歧的政治斗争，有的只是以玩弄政治符号为掩护的权力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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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杨建利 on 四月 6, 2012
今年3月初，公民力量通过媒体向公众发放“向联合国陈情”人权状况调查表，目前表格的发放和回收正在进行，这是一个非短期项目，将持续到2013年年底。 以《零八宪章》被打压、刘晓波、刘贤斌被抓捕，以及去年“阿拉伯之春”后的大规模抓捕为标志，面对中国民间以及国际社会的呼吁，近年来，中国政府反而明显加大了人权迫害的力度。凝聚国际舆论和资源聚焦中国人权问题，是海外民主运动的迫切命题，因此，去年5月份，我们决定将此后的一年定位“联合国行动”年，以挑战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阻止中国政府连任这一理事会成员。但是按照联合国及人权理事会的最新规定，本应于今年5月进行的换届，改至年底，而且，成员国在连续担任两届理事会后，将自动中止成员资格一年，于次年年底重新选举，这样一来，中国政府的本届成员资格就从五月份延续到今年年底，明年不再担任该理事会成员。针对这一新的规定，我们对这一行动的方案也进行了调整，行动时间延长到明年年底，目标也由阻止中国政府在今年五月的连任，变为阻止其于明年年底重新当选。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任期每届三年，其成员对国际重大人权问题发表意见和投票，这样的投票虽然不具备强制力，但在国际范围内，仍是十分权威的人权声音，可以起到放大和聚焦关注的作用，而且有可能促使一个国家的局势发生微妙变化，所以，在联合国范围内进行工作，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进行批评，让世界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存在的严重人权侵害问题，是有必要。 统一表格的发放利于我们整理后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及其部分成员国传递有关人权问题的信息，也便于传递。我们的设想，利用从现在到明年年底时间较长的优势，系统整理目前仍存在的因言治罪、非法劳教、暴力拆迁、野蛮计生、非法软禁、跟踪骚扰、限制出境、黑监狱等人权问题，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权问题的普遍性和紧迫性。 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一个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关押在监狱的国家，是大量存在“强迫公民失踪”案例的国家，在中国，许多良心犯被投入牢中，除此之外，中国还广泛存在着暴力计生、非法暴力拆迁、黑监狱、非法软禁、暴力殴打、亲属株连等形式的人权侵犯，存在着对宗教团体的残酷迫害和对少数民族的民族压迫和文化灭绝。如果广泛而严重的人权侵犯问题得不到明显改善，中国政府没有资格担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而尊重人权的联合国成员国也应该就中国普遍存在的人权迫害向中国政府提出谴责，并采取切实措施敦促其改善人权状况。同时，这一行动也为历史保留重要的资料。 在这里，我再次向各位提供这一调查表（也可以致信[email protected]索取），请有关受害人及其亲友，以及了解有关案情的朋友填写后，发送到以下信箱：[email protected] 。我们将对收集的陈情表进行整理、翻译、汇总。让我们共同努力。 附表： “向联合国陈情”人权状况调查表 (本表格将呈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及部分成员国，除此之外，我们将对信息保密。您可以有选择性地填写表格栏目内容。 * 星号栏为必填项。) * 填写日期： * 人权受侵害者姓名： *性别： * 国籍： *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 宗教： 婚姻状况： 职业： * 民族： * 受侵害人住址及联系方式： * 侵权机构： 主要责任人： 侵权机构 联系方式： * 受侵害人现况： * 受侵害及损失情况： 受侵害人有无被打及受伤： 受伤日期： 严重程度及伤情： * 是否被关押或曾被关押： 关押书面文件： * 关押地点 （如有）： * 关押时间（如有）： 是否曾经上访、申诉、或抗议： 上访、申诉、抗议概况及结果： * 填表人姓名： * 填表人联系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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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杨建利 on 四月 2, 2012
我们上篇说到，在目前的中国，民间的左派和右派实质上同属一派，都是宪政民主派，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宪政民主的前提平台，任何一派的主张都不可能进入政治过程，任何一派都不可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政策理想。我们之所以使用左派、右派这两个词汇，是为了套用眼下盛行的左、右之争的话语体系来说明这种分析框架的虚妄和谬误，事实上，在真正的民间（与当政的任何一派没有利益纠合的）独立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维权人士和普通民众中并不存在着泾渭分明的左、右两派，更谈不上左、右政争了。大多数情况下，独立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维权人士和普通民众发表言论、采取法庭或街头行动并没有自觉清醒的左右界限，并没有把自己归为左派或右派的主动“归队意识”，他们只是基于良知发出对正义的呼唤或由于自身权益被侵害而采取抗议行动而已。对这一点的例证随手即拾。 近二十年来，因强迫拆迁和强征土地而造成的人权侵害遍布中国城乡，长年来中国的上访人员中至少60%以上是这类人权侵害的受害者。现实中，人们并不清楚、不想也没有必要搞清楚反强迫拆迁和强征土地到底是左派议题还是右派议题，事实上，其本身混乱不清，即使硬性学术分析，也难以为其“归队”。一方面，拆迁和征地似乎是搞活房产市场和建立土地流转市场的必要过程，而且资本在其中强力运作不受节制，获得巨大利益，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弱势百姓直接受害，因此，类似于任何国家的土地革命，反强迫拆迁和强征土地应是左派议题；另一方面，强迫拆迁和强征土地的背后是政府公权力这只黑手介入市场运作，从根本上体现了中共一贯不尊重私人财产和自由市场的思想和实践仍在继续的事实，由此来看，反强迫拆迁和强征土地就是一个右派议题。还有，目前在中国，所有法院都拒绝受理强迫拆迁和强征土地的案件，政府暴力、资本加黑社会是这类案子的最后仲裁。因此，究其根本，拆迁和征地所涉及的关键是限制政府权力问题，是法治问题，是法治下市场公平运作和对财产权等基本权利进行保护的问题，这是所有中国人不分左中右共同面临的宪政议题。 反对户口管制（最严重的是城乡二元结构）是左派议题还是右派议题？该议题同样混乱不清，难以“归队”。户口管制影响迁徙自由进而阻碍了劳动市场的自由流通，是政府制度和政策对自由市场干预的典型恶例，因此从这一方面看，反对户口管制是右派议题；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户口管制尤其是城乡二元结构，使得进城农民工身为纳税人却不能享受任何劳工保险、失业保险、公共教育等政府福利，成为弱势中的弱势，因此，反对户口管制又是左派议题。究其根本，这其实是一个保障公民平等权利的问题，是基本的宪政议题。 建立自治工会和拥有罢工权是保护工人利益的根本途径之一，是经典的左派议题，但是中国禁止自治工会和取缔罢工权利，在劳工过剩的现实下，工人完全处于弱势，与雇主进行自由博弈的空间被挤压的几乎为零，劳动市场被严重扭曲，这是政府强力介入自由市场的又一恶例，反对这一现实又成了右派议题。工会和罢工权的问题究其根本是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等政治权利的保障问题，也是重要的宪政议题。 反对高税（费）收是右派的经典议题，但是中国高税收下的财富再分配，不是缩小了而是加大了贫富差距，因为国家税收的财政收入除了正常的政府日常行政开支和少的可怜的社会福利外，基本上都辗转进入了强势群体的口袋。比如说，被贪污了或“三公”消费了；被投入基本建设了，其中官员和资本家直接获得暴利；或者是为社会购买公共服务和公共品了，而这些公共品常常与其本意背道而驰，不是像民主国家那样首先提供给弱势群体，而是首先提供给强势群体，比如中国的公费医疗资金80%用在了领导干部身上（重庆不会例外）。中国高税收的最终受害者大部分是弱势群体，它加大而不是缩小了贫富悬殊，因此，在中国反对高税收就成了左派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是有关纳税人权利保障和财政民主化的宪政议题。 反堕胎是民主国家右派的传统议题，然而到了中国，反强迫堕胎是那一派的议题？反官僚腐败呢？反宗教迫害呢？反民族压迫呢？反言论钳制呢？反政治迫害呢？、、、、、、 目前中国的政治实质上并没有左、右之争，中国政治的根本矛盾是宪政民主和独裁专制之争。假如非要分派不可的话，中国的政治中只有两个派别，那就是人权派和反人权派。对人权的保障是宪政民主的根本，宪政民主是各利益群体、政治派别进行正常合理政争的前提平台。话说到此，想起一些“左”派人士，把人权当做“右”派观念来抵制，把倡导维护人权的人当做“右”派来反对，最近他们由于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殃及，失去了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言论自由，至此，他们应该认识到人权保障是所有派别共同的宪政议题。 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个结论，我想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例子作为本文的结尾。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世界公认的最老牌的左派政党，也是最成功的左派政党。把它的前身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算进去，德国社会民主党自1863年建立以来，经历了许多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变化，随着这些变化它在许多领域里的主张也发生了变化，但是有一条主张本质上一直都没有变，那就是对人权保障和宪政民主的坚持，下面，我节录该党一个早期的文献和一个近期的文献加以说明。 《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纲领与章程》（1869年爱森纳赫代表大会通过）节录： I.社会民主工人党企求建立自由人民国家。 II.社会民主工人党的每名党员都有义务用全部力量支持以下原则： 1.今天的政治与社会状况是极度不公正的，所以应当竭力同它进行斗争。 2.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不是一场谋求阶级特权与优先权的斗争，而是为了实现平等的权利和平等的义务，为了废除一切阶级统治。 、、、、、、 4.政治自由是各劳动阶级经济解放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因此社会问题是与政治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受到政治问题的制约，而且只有在民主国家内才能实现。 、、、、、、 《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原则纲领》（1989年柏林党代会通过）节录： 、、、、、、 不论我们如何解释人的尊严，它都是我们行动的出发点和目标。联合国《人权宣言》开头的第一句话对我们所有人都适用：“人生来是自由的，并享有同等的尊严和权利。他们天生富有理智和良心，应以兄弟般的情谊彼此相待。” 、、、、、、 我们对实现人权负有义务。国家和经济应为维护人和人的权利服务，而不是相反。 要使人权得到充分实现，就需要对自由权利、政治参与权利和社会基本权利给予同等保障。这些权利不能彼此替代，也不能用来互相排斥。集体权利应有助于个性发展。 只有在自由权利得到保障和运用的时候，人们才能作为自由人、平等人从事生活和实行民主。只有在实现社会基本权利的时候，才能对所有人的自由权利和政治参与权给予重视。只有在自由权利和政治参与权利得到尊重，从而允许进行自由的意见争论和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时候，人们才能真正享有充分的吃、住、工作和接受教育的权利。只有共同实现所有这些权利，才能实现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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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杨建利 on 二月 28, 2012
在俄国和中国行使否决权杯葛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叙利亚的决议案后，美国、欧盟以及阿拉伯联盟（阿盟）只好另辟蹊径，紧急搭建联合国外的国际机制，于本周五（2012年2月24日）在突尼斯召开了有70个国家参加的“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讨论和决定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实施制裁和对反对力量进行支持的方案。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国和中国均未出席，由于联合国杯葛在前，这两个国家拒绝介入“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在国际舆论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并为感此到惊讶。本文不打算探究这两个国家的表现及其背后的逻辑，也不打算分析“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所决定的方案内容，而是想就联合国因应对叙利亚局势而再次暴漏出的严重缺失展开讨论。 联合国是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为了避免类似的战争再次发生，在五个主要战胜国—当时的世界强权—的主导下而建立。虽然联合国宪章在前言里“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也把“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列为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的一部分，而且三年之后更是颁布了人类历史迄今为止最伟大的集体宣言—世界人权宣言，但是由于创建联合国的特定历史背景，集体安全、世界和平、避免战争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议题长期主导了联合国的思想和实践，而人权议题不是被束之高阁就是落坐冷板凳。反观这段历史，“人权”在联合国的命运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那是一个几乎全神关注战争与和平的年代，因此对国家主权非常敏感，联合国宪章从一开始就明确规定了“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二战后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独立纷纷加入联合国，它们—大部分是专制国家—借助国内民众因刚刚脱离异族统治而志气昂然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国际场合要求主权平等，虽然它们从来没有在联合国里享有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等的权利，而且基本上没有摆脱冷战两个阵营中的“大哥”们对其本国政治的干预和控制，它们对国家主权的言辞上的强调却制造了主权至上的舆论氛围。相当一个时期，在人们的主流意识中，干预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就对该国主权造成侵害，因此就违背了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世界强权，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出于自己战略利益的考量，对独裁者盟友的人权侵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明显是冷战时期尤其是早期，美国这样的自由阵营的领袖在人权侵害问题上也袒护了许多独裁盟友，为了修正这个缺失，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卡特总统开始了人权外交，推动各国的人权改善才正式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联合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大多数原专制国家转型成为民主国家，世界人权事业蓬勃发展，时至今日，人权高于主权已经成为主流意识。人们已经认识到，独裁者所强调的国家主权实际上是和他统治下的人民的主权不是一体的，是分割的，独裁者无非是借人民的主权为盾牌抵挡国际社会的人权干预，这样的国家主权常常是人民主权的大敌。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无权占有、代理其国民的人格，更无权对其任意蹂躏，每个国家的政府不仅无权侵害而且有责任保护其国民的基本权利，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共识。因此，一个国家的人权侵害问题—尤其是严重的大规模的人权侵害而且政府是直接或间接的施害者时—就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而是全人类的公共问题。我们知道，解决一个社会的公共问题是政府的天然责任，事实上，公共问题的存在原本是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前提。按照这个逻辑，国际社会的公共问题的解决的责任就应该落到“世界政府”的身上。虽然，我们还不能说联合国是世界政府，但是它的宪章所揭橥的宗旨，它在文化、环保、科研、人道救援、维和等国际社会公共领域里所发挥的功能（虽然常常差强人意），人们对其角色的普遍理解和期待，以及它是由各国的纳税人的钱供养的事实，使其成为最接近世界政府的国际组织，我们可以称其为准世界政府。因此，就人权议题对成员国进行干预，保护人权、推动人类人权状况的普遍改善就成为联合国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联合国组织机制的缺失恰恰就这里暴露出来了。 首先，联合国（全体）大会的决策是一国一票制，成员国的投票权重和它是否民主国家无关。虽然这一决策机制符合了成员国之间的平等原则，但是，它给独裁者留下了利用联合国机制为己所谋的空间。比如，许多像中国、利比亚、古巴这样严重的人权侵害国家可以利用联合国大会的决策机制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朝鲜可以担任裁军会议的主席，沙特阿拉伯、伊朗这样的严重侵害妇女权利的国家可以成为联合国妇女状况委员会的成员，等等，如此这般，就难怪联合国推动人权事业成效不彰了。这种状况自然促使人们思考一个挑战性问题：不代表本国公民的政府是否有资格在联合国投票，尤其是在人权议题（也就是一个政府应该怎么对待自己的人民的议题）上？人们不禁要问：它在为谁投票呢？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联合国的成员国大多数已经是民主国家，假如这些民主国家秉持对人权原则的真诚坚持而投票的话，那些独裁国家在联合国并不会拥有他们实际上拥有的那么大的空间。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许多民主国家是不负责任。可以理解的是，一些看似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出于对本国短期利益的考虑而做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联合国强权政治传统对他们的影响，而联合国的强权政治传统主要是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制凝固下来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制是联合国宪章第27条规定的，联合国宪章还规定，非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致通过联合国宪章不得修改，换句话说，对联合国宪章的修改，包括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制的修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有一票否决权。联合国从一开始就为保存强权政治量身定做了制度性盔甲。也许有人会问，既然联合国（全体）大会的决策机制不像安理会那样，并没有赋予任何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大的投票权，那么，重要的决议绕过安理会通过联合国大会进行表决不就可以了吗？其实不然，联合国宪章规定，在联合国的所有机构里，包括联合国大会在内，只有安理会的决议对成员国才有制约力，其他机构的决议均属非制约性决议。这就难怪许多国家即便是在看似更民主更具权威性的联合国大会进行投票也表现了不认真对待的态度了。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制与联合国宪章的其他条款所揭橥的平等等原则有着根本的冲突，实践也证明，这一机制非但没有在避免战争上起到什么正面作用而且长期以来还是阉割联合国保护人权功能的工具。早在1972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瓦尔德海姆就在他的年终报告里指出，世界集体安全的机制完全掌控在几个强权手中，更像是19世纪的事，而不应该是20世纪的事。今天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的第13个年头，人类已经步入人权高于主权的时代，即便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是民主国家，这一机制也是不合理的，更何况中国这样的世界上最主要的人权侵害国堂而皇之地端坐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上。中国不仅是独裁国家而且是世界其他独裁国家的最大保护伞，正像它和俄国一起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对叙利亚制裁的决议案时表现的那样，联合国的任何人权措施只要是它认为是直接或间接对其政权不利的，中国都会利用其一票否决权进行杯葛。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绕过安理会，就要绕过联合国，这正是叙利亚之友做的。我们不禁要问，假如这个临时搭建、参与广泛的国际机制成为未来国际社会对世界人权状况进行集体干预的先例，这将对联合国的改革前途甚或是联合国的整体地位有什么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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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杨建利 on 二月 27, 2012
媒体披露的浙江温州立人集团借贷数字越来越令人惊讶，从起初传说的几个亿、20个亿扩大到45亿，一位代理债权人权益的律师则认为其融资规模高达80亿元，立人集团已经严重资不抵债。作为一个主要立足温州市贫困县泰顺（2011年全县财政收入不到6亿）的民营企业，这一借贷规模及其将引发的后续问题，显然是极为惊人而可怕的，同时，立人借贷案透露出的信息，对于思考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也极具价值。 立人集团的创业和借贷从1998年开始，至借贷危机爆发时延续了13年之久。1998年立人集团董事长董顺生等六名股东创办泰顺育才高中，后陆续开办初中、小学和幼儿园，虽然学校逐渐形成了在当地较高的教学质量，学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但这样的民办教育显然没有为董顺生带来预想中的利润，甚至一直亏损，于是在2003年之后，董顺生利用办学积累的名声和信用资源，并借助浙江民间融资环境宽松的有利条件，扩大民间借贷规模，然后将这些资金投入房地产、矿业开发经过13年的滚雪球式运作，终于打造了一个负债几十亿却看上去很强大的企业集团。而借贷规模的扩大离不开高息引诱，部分借款年息甚至超过100%。 这种以高息吸收资金创业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满足两个条件，风险并不一定会马上转化为危机，这两个条件是：1，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民间资金对社会未来充满乐观预期；2，高息吸收的资金用于高利润行业。无论如何，董顺生起初从事的教育行业不可能为他创造足以支付高额利息的利润，但在房地产泡沫飞速膨胀，矿产价格持续上涨的时期，投资这些行业的高利润显然给了董顺生更大的借款胃口和胆量。从行业发展轨迹来看，2003年至2011年正是投资房地产的黄金时期，而大量的基础设置建设也为矿业资源的价格上涨创造了条件。看来，董顺生不仅是一个有能力的办学者，也是一个极具商业眼光的投资者，基本上可以说，他把借来的资金使用到了最有可能产生暴利的民营行业。但即使如此，在滚雪球式的借款规模压力之下，董顺生的庞氏骗局的破产也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没有国家政策对房地产业的降温，董顺生能做的也只能是将这一骗局延长更久一点而已。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任何企业的发展都要对利润和风险进行综合考虑，但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们在中国经济领域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很多企业家并不以创造利润为主要考量，而是用尽一切手段，不停地扩大企业规模，通过各种复杂的“资本运作”，甚至短短几年就由小作坊式的企业演变为巨无霸式的大型集团，借到巨款的企业家则会成为各级代表、委员，坐上百万的豪车，喝“几千块钱一瓶”的红酒，一副成功人士的形象和做派。显然，这是一种不顾死活的企业扩张，是注定要破产的赌博式“经济发展”。 企业的快速膨胀可以为企业带来规模效益，但畸形发展也可以使之累积更大的风险乃至危机，这个道理，董顺生未必不懂，可是，依靠高息吸收资金“创业”的企业家根本无法停止这种扩张的脚步，因为，越来越多的民间借贷，而不是企业利润（民营企业盈利的困难是普遍问题，本文暂不做讨论）才是支撑企业运转的关键，这样的企业只能靠越来越大的生产规模（或者说借款规模）维持，一旦停止借款就难以为继，所以几乎不可能实现盈利模式的改变，只能一条路走到黑，直到危机爆发，一切归于毁灭。 西方有句谚语：只有退潮时，才知道谁在裸泳。房地产业的调整让董顺生和立人集团展示了没穿内裤的身躯，但这不是唯一被发现裸泳的富翁。去年以来，浙江、江苏、河南、山东、内蒙等地的民间借贷危机连连，富翁跑路屡见不鲜，更严重的借贷危机爆发可能还在后头。也许，此起彼伏的富翁破产、跑路能让人们对高利贷问题形成理性的认识，但政府的默许以及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在这一危机累积中的作用能否得到足够充分的暴露和讨论，并不令人乐观。事实上，政府及政府内部的官员对于辖下企业的问题并非没有了解，在温州泰顺，早在两年前，就有政府官员劝亲友退出立人集团的集资，但这样的劝告显然不能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否则就有“传播谣言，破坏社会秩序”的危险，不仅如此，政府官员、官方媒体还会出面为这些企业站台，实际上提升了企业的形象和信誉。政府监管的缺失和新闻不自由导致立人集团的借款黑幕被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以至于立人在发生利息支付危机的时候还可以利用“余威”继续扩大借款规模，直到最后一头栽倒，再也爬不起来，而成千上万的借债人基本上血本无归。 而就在温州立人集团等浙江企业发生利息支付危机的同时，以邹平县为主要集散地的山东民间借贷也显示出了危机来临的迹象，目前已有很多借款人跑路（高利贷泡沫的破灭还给一些地区带来严重的治安问题），如舜耕名筑老板刘城负债约8个亿跑路，借款建房的三联房产项目停工，长期无法向购房者交房，资金危机使山东最大的本土家电销售企业前景堪忧。 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去年下半年起的“富翁”跑路不仅发生在温州，而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我们就会明白这种击鼓传花式的经济发展的隐患所在，而且，这种靠举债维持运转的经营模式并不限于民营企业，最可怕的是很多地方政府形同企业，也在靠各种资本运作维持当地的经济繁荣和好看的政绩，城市越摊越大，楼房越建越高，繁华背后的真实一面究竟如何，在权力操控和媒体监督缺失的情况下，我们也无法得到所需的数据、真相。 现在，民间借贷泡沫的破灭已经让许多假富翁现了原形，那么，政府呢？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我相信生活的常识和观察，我怀疑，立人集团的长期“成长”和突然倒下，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无论如何，我想提醒某些乐观人士：如果你只看到一个企业或机构的强大和华丽，并且除了强大和华丽之外无法获得另外的信息，请对无法了解到的一面保持足够的兴趣和警觉，以免被突如其来的倒塌砸伤。不要忘记，几个月前立人还在依靠巨资支撑的广告宣传向人们展示一个成功企业的形象，转眼间就彻底崩溃。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潜在的风险肯定大于外界的了解，立人集团的崩溃再次向我们提示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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