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议报》（即《公民议报》）、《北京之春》、《纵览中国》网站联合发起了“如何解决六四问题”的有奖征文活动，征文活动将持续到8月15日，9月1日公布获奖名单，目前这一征文活动仍在进行中，希望各界朋友不吝赐稿。

和以往的“六四”纪念有所不同，这次的征文活动主要关注点不是“六四”史料的发掘和“六四”的悲剧性意义，而是试图探寻“六四”问题的解决办法。23年来，“六四”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眼中的敏感话题，也是被长期禁止公开讨论的话题，但是严密的封锁并不能限制有关民间信息的流通，尽管中国社会缺少对于“六四”问题广泛而系统的讨论，但在中国人的私下谈话中，许许多多与改革有关的话题，最终都无法绕开“六四”这一个结。

23年来，各界对“六四”问题有很多分析和反思，观点分歧也大量存在，但很少有人否认“六四”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场巨大悲剧，除了上千北京市民和学生喋血街头的牺牲之外，更重要的是六四成为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拐点，它打断了原有的改革进程，而使中国走向了政治高压、权贵经济发展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六四之后，邓小平没有允许中国走向全面保守的道路，而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有限度地推行了一些开放政策，使中国民间局部领域的自由度有所扩大，这一变化增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空间，也使中共为自己赢得了一定政治伸缩空间。

但今天的中国已不是邓小平粗放改革的时代，众多所谓“改革深水区”的困境，其实是被屏蔽的六四问题的显现，比如民主化、反腐败、法治、自由等问题，都是在八九民运时期被突出强调却又因六四镇压而被压制下去的社会性话题，这些话题的被压制，导致23年来的跛足改革越来越不符合时代的需要，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的脱节越来越严重了。如果想全面看清中国政治问题的弊端所在，以六四作为起点进行考察，是一个最好的切入点，也是殊为关键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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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各位贵宾：

我以谦卑的心情接受丹麦政治研究中心2012年度自由奖，这个没有预想到的荣耀令我倍受激励。我深深知道，这个重要的奖项是为那些为捍卫个人自由和基本人权原则而持续奋斗的人们而设。此刻，我作为获奖人站在你们面前，浮现在我眼前是那些在我的祖国－中国－坚持抗争的兄弟姐妹，是缅甸、古巴、埃及、伊朗、北韩、叙利亚、越南等国家追求自由的同道，他们日日夜夜的奋斗和异乎寻常的牺牲精神使他们比我更配得上这样的荣耀，我是在这样的认知下接受自由奖，诸位可以理解我此刻的谦卑和慌恐。这尊用柏林墙残片做成的奖牌很重，我感到肩上责任的份量。去年的获奖者Yoani Sanchez是古巴著名的异议作家，在艰难危险的、自由被压缩几乎为零的空间里，她每天发出有关世界上最令人窒息的专制社会之一 －古巴－真相的声音。今年我有幸加入她的荣耀，令我感到激励。

我从丹麦政治研究中心手中接过自由奖，更加感到这份荣耀的份量。这个年轻的智库在对世界范围的自由和正义的支持中表现的远见、使命感和热情使其脱颖而出，赢得同行的认可和世人的尊重。它的自由奖更加我坚定了我对我同胞的忠诚、对从天安门广场倒下的烈士那里继承的民主事业的投入和与基督徒、法轮功、藏族、维族、蒙古族的弟兄姐妹站在一起反对宗教迫害、民族压迫、文化清洗的决心。所有这些族群的人权在中共专制统治之下遭受了无法表述的侵害，中共63年的统治残害的生命人数超过了斯大林和希特勒所做的总和，而这个政权在今天输出专制模式成为世界范围内独裁者的背后支撑，帮助伊朗、北韩、叙利亚等政权苟延残喘。中共政权对人的尊严的蔑视正在挑战者人类文明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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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赵普等多位媒体人士发微博称，根据调查记者的爆料，老酸奶（固体形态）和果冻不能吃，尤其是孩子，“具体细节很恐怖，不便透露”。

中国的食品问题是个老问题，周勍先生几年前出版的《民以食为天》一书，对中国食品安全状况做了很具体的调查和记录，可以说是一本系统讨论中国视频安全的书，对各种有毒食品的生产和危害性做了披露。几年前，三鹿毒奶粉事件引起极大影响，中国食品不仅危害成年人，而且直接危害儿童健康的问题让人感到触目惊心。其实，老酸奶和果冻的危害问题，网络上早就有谈及，赵普的微博只是把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程度。

地沟油、毒大米、果冻、纸包子、三鹿奶粉、有毒蔬菜……几乎所有的食品都不再安全，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

可以说，官商勾结、道德失范、市场紊乱、监管不严等都是导致有毒食品泛滥的原因，正是由于非单一原因的存在，才使有毒食品的解决显得如此困难，工商、食品部门倒也不是没有采取行动，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导致有毒食品泛滥的原因中，我想强调新闻自由和法治这两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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