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假如一个国家要和中国维持正常的经济贸易关系，这个国家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就不能采取很强硬的立场，就不能用人权的议题惹怒中国政府，以免来自中国的经济制肘。特别是，由于长期低廉的产品出口占据国际市场造成的中国相对美国、欧盟等贸易伙伴的贸易顺差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美国、欧盟出现债务危机期待中国的稳定借款，这样的国际经济形势强化了美国和欧盟的外交政策制定者的上述认识，也反映到各国与中国的外交实践中，中国政府也趁机做出一副老虎的屁股不能摸的样子，人权在国际社会对华政策中的地位每况愈下。

当人们普遍认为老虎的屁股不能摸的时候，愿意挑战而证明其反面的实际案例就变得稀缺，然而，老虎的屁股到底能不能摸，只有摸了才会知道。在这次陈光诚事件上，可以说，美国就这个人权迫害个案勇敢地摸了中国政府的老虎屁股，在其中所表现的果断的决心和行动多年来少见。结果怎没样呢？“马照跑，舞照跳”，一切如常，在以往合作的领域里继续合作，在以往磨擦但趋和的领域里继续磨合，在以往讨价还价的领域里继续讨价还价，在以往冲突的领域里继续冲突，贸易继续做，原有的贸易冲突不是因为陈光诚（也不是因为其他人权议题）、新增的贸易冲突也不是因为陈光诚引起。看来老虎的屁股并不是不能摸！但当陈光诚事件告一段落的时候，令人遗憾的是几乎没有观察家指出这一点。

其实，只要用心留意，我们就会发现更多的案例。当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于2010年10月宣布把当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的时候，中国政府用强烈的措辞谴责该委员会和挪威政府，并扬言将进行经济制裁（中国和挪威的主要经济合作领域是石油开发和挪威水产进口），一时间，许多观察家认为，挪威会为此次诺贝尔奖承受巨大经济代价。但是，2010年12月14日，也就是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后的第四天，中国国有企业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与挪威最大的石油公司Statoil签署了在北海开采石油的巨额经济合作协议。2011年5月我借出席奥斯陆自由论坛的机会，专门就挪威向中国出口鲑鱼的情况进行了解，因为刘晓波的诺贝尔和平奖后，中国政府曾扬言将减少挪威鲑鱼的进口量以对其进行贸易制裁。挪威商会的一位先生告诉我，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确因为刘晓波而减少进口挪威鲑鱼的额度，但是此项贸易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原因是，中国的进口商和有关地方政府部门“指导”挪威的出口商如何躲过指标限制，教给他们诸如通过香港转换进口地这样的办法，虽然贸易成本有所增加，但是微不足道，相当一部分成本由中方承担。基本上是“马照跑，舞照跳”，一切如常。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仅仅是些零散的个案，不能说明整体的问题。的确，严格地讲，大量案例都不能归纳地证明一个一般性结论，更何况少数几个例子了。那么，我们就进行逻辑分析，逻辑分析的能力可以弥补实践上的不足，有时比实践走的更远更深。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说明“老虎的屁股是可以摸得”。

首先，经济发展和繁荣—哪怕是表面的繁荣和蕴藏未来危机的发展—是目前中共当局要极力维持的，因为这几乎是这个政权维持统治的唯一合法性来源，也是维护稳定的资源来源。所以整个政权体制都不愿做影响经济增长、影响体制大船浮在水面上的事情，而国际贸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微小的扰动都有可能产生意向不到的大的效应。针对一个人权个案，尤其是他们认为不会给政权稳定带来直接威胁的个案，他们一般不会做出影响国际贸易的大的举动。中共领导人是进行精细利益理性计算的博弈者，包括购买美国还是欧盟的主权债券这样的政策制定的主要考量不是拯救别人而是帮助自己，不是情绪化的结果。

其次，大部分国际贸易都涉及到地方政府的权辖范围，而长年来，地方官员升迁的最重要政绩指标就是GDP，因此，他们一般不在意涉及国际形象的人权谈判上的让步不让步，更多地是在意招商引资能不能继续进行，GDP能不能维持。

再则，做生意这件事，最大的得益者是个人，是那些具体的官员和商人个人，一个生意要不要做、做多大、如何做基本上掌握在这些具体的官员和商人手中，如今在偌大中国你见过几个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利益的官员和商人？所以你谈你的人权，我做我的生意，两不影响。

所以，在相当的程度上，国际社会在与中国的人权外交中存在着自我强加的不切实际的恐惧，陈光诚的事件是应该可以帮助他们消减这种恐惧的。

我们高兴的看到，陈光诚与妻子儿女安全抵美，虽然留在中国的其他家人仍有巨大的麻烦，但是可以肯定，受到国内外各界高度关注的陈光诚事件开始从紧张的高潮上慢慢走入一个新的常态。这个时候再回望梳理，我们可以得到更多更有价值的启示。

虽然在短短的一个月里，陈光诚和家人经历了常人无法想像的惊险和波折，眼下仍有家人处在被残酷迫害的危险中，但是目前陈光诚的整体状况与他出逃前相比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善，即使陈光诚最终选择留在中国，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状况也会比出逃前好很多。当然，目前的结局是许多力量帮助和博弈的结果，但是主要的因素是陈光诚本人的意志力和行动力，没有陈光城本人拼搏的勇气，什么外力都没有用。这一点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改变自己受剥削、受欺负、受凌辱的状态，公民本人的勇敢行动是最为重要的，是无法替代的。

陈光诚2010年10月刑满，全家开始被监禁在家。2011年初，北非中东发生阿拉伯之春，中共当局为防止世界民主浪潮漫延到中国，在过度紧张中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进行全面打压，救援陈光诚的公民活动却在这样肃杀的政治空气中启动，探访、戴墨镜、车贴、贺岁卡、给具体施害者打电话、呼吁国际社会限制主要责任人国际旅行、、、救援行动一波一波地开展起来，尤其是陈光诚在郭玉闪、何培蓉帮助下最后的出逃，付希秋牧师等的国际援助，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的公民运动具备了反弹的能力，只要勇敢行动、组织得当就有可能在局部创造优势形成突破。

陈光诚的案子能有突破、最终能有一个大致令人欣慰的结局，国际媒体的关注和国际民主力量的支持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再次证明，公民抗争的个案是否有能力调动国际的关注和支持是能否产生突破和进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前年被迫拆迁户的“麻雀行动”、去年年底广东乌坎的集体抗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共当局以“国外敌对势力”的介入为借口对国内的抗争者进行威胁和打压，也使得国外的支持者投鼠忌器，但是我们仔细分析每一个具体事件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中共当局正是因为害怕国外的民主力量的介入使得其打压成本增高，才屡屡以此恐吓国内抗争的民众，一旦他们发现，抗争者真的有切实的国际支持，他们镇压的态度就会发生变化，常常是态度的软化。对抗争者最危险的状况是，稍有国际关注时遭到当局威胁而退缩回去，一般来讲，这时当局的报复是最残酷的，因为他们有了“国外敌对势力”介入的“口实”又不需要担心“国外敌对势力”真正介入给他们带来的镇压成本。对于抗争者来说，只要顶住压力渡过这个初期阶段的艰难，情况一般来讲会变得更好。乌坎村民抗争开始，引起一定的国际关注，当局就开始公开以“国外敌对势力”的介入进行威胁，乌坎村民顶住压力，继续设法邀请国际媒体的介入和报道，最终使他们的抗争成为国际普遍关注的事件，最后的良性结局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陈光诚国内的家人，大哥陈光福等，正在采取勇敢的行动进行抗争，我们要给予及时的关注和支持。

我一直认为，中共当局常用的打压口实“国外敌对势力的介入”是一个好的说法，因为久而久之，人们逐渐认识到，每当民众与专制政府和掠夺的官员冲突时，“国外敌对势力”总是站在民众的利益一边，“国外敌对势力”是好势力，其实这是中共帮国际人权民主力量做宣传。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已经认识到，“外国敌对势力”的真正介入往往对问题的解决有正面推动作用，所以国内抗争寻求并得到国际的支持和关注越来越多，这样一来，中国公民运动国内国外的界限最终会被打破，人们的心理观念也会突破恐惧的压力，对一般民众来讲，寻求国际民主力量对中国公民运动和民主化的支持就是自然平常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