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那些“被失踪”的人

几个月来,许多关注者冒着被打的危险来到山东沂南县东师古村探访盲人维权者陈光诚,但从七月份至今,尽管传言很多,甚至曾有消息说陈光诚已被打死,但外界没有得到关于陈光诚及其妻子袁伟静的任何确切信息,我们唯一能够确知的是陈光诚和袁伟静也“被失踪”了,也许陈光诚、袁伟静仍然住在自己的家中,但无论如何,他们已经被当局用一种特殊的“被失踪”方式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外。 “被失踪”的当然不只是陈光诚、袁伟静,事实上,这样的方式已成为当局对待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及其家人的一种普遍方式,2011年10月,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后的第12天,他的妻子刘霞与外界中断了联系,一年多时间过去了,这样的“被失踪”仍在继续;而另一位著名异议人士高智晟,最后一次失踪的时间已经将近两年,连他的妻子、儿女都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如果说一个人被判刑入狱还有可能见到家人、律师,“被失踪”往往意味着与外界更彻底的信息阻隔,以至于那些名气较小的“被失踪”者,即使失踪很长时间都不为外界所知,比如居住在广东的维权人士郭永丰被失踪长达两年,直到他再次回到家中,我们才知道他“被失踪”的这段时间是在一个劳教所里度过,在此期间,他遭受了暴力殴打等虐待。在我的记忆中,近期有过“被失踪”经历的维权人士还有姚立法、李金平、刘士辉、刘德军、吴乐宝等(这显然不是一份完整的统计),著名艺术家艾未未也一度“失踪”超过两个月,以至于他的家人不得不发布了寻人启事。 失踪并不完全出于报复和惩罚的目的,封锁消息也是当局的考虑之一。2008年7月1日杨佳案发,他的母亲王静梅7月2日就“被失踪”,失踪时间长达128天,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段时间她被关进一家精神病院,不能读报,不能看电视,不能和陌生人说话。王静梅是一个完全无辜的市民,仅仅因为他的儿子杀人,她就被迫失踪,其公民权利毫无保障。

勇气和担当铺就英雄路

人们常说我们处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这样的结论在陈光诚面前肯定要打个问号。身为盲人,陈光诚在读完盲校后自学法律,并成为中国著名的维权人士,2006年8月,因揭露当地计生黑幕,陈光诚被沂南县法院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四年三个月有期徒刑,由于拒不认罪,他在狱中受到虐待,多次绝食抗议,获释后,陈光诚和他的妻子袁伟静被当地政府雇佣的流氓软禁在家中(在他坐牢期间,袁伟静已被长期软禁),实施监禁者多达几十人,他们多次对陈光诚和袁伟静实施惨无人道的殴打,试图摧毁其抗争意志,但陈光诚和袁伟静自始至终没有屈服。迄今为止,这场维权与侵权的较量还在继续。 为了声援陈光诚、袁伟静,多年来,中国各地的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同样冒着被殴打的风险,来到陈光诚的家乡沂南县,以非暴力方式表达与陈光诚一起抗争的决心。孙文广、高智晟、莫之许、赵昕、李海、刘京生、王克勤、何培蓉、刘国慧、刘沙沙、李宇、刘萍……这一串仍在延伸的名单,是当代中国人权缺失的见证,也是中国公民奋起抗争的见证。我相信,未来一段时间东师古村仍会是民间舆论关注的焦点,东师古村也将因为陈光诚和探访者的纷纷前来而被载入中国维权运动的历史。 就在离陈光诚所在的村庄东师古村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山叫孟良崮,这座山因为1947年国共在这里的一场战役而留名史册,今天,在山下修建了一条路叫英雄路,路的名字大概是为了纪念在那场战争中死去的共军士兵而来,将内战中死去的士兵称为英雄可能会有争议,但是今天,前往探视陈光诚的朋友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和陈光诚一样,他们无疑正是我们今天的英雄,他们走在真正的英雄的道路上。

黑暗的新社会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带墨镜的人很少,当时我们大学的班里可能只有一位同学拥有墨镜,好像是祖传的。有一次他拿出来给同学们展示,感兴趣的同学就轮流试戴。有一位来自农村的同学将其视为珍奇,在手中把玩了一会戴上,然后夸张地倒吸一口冷气,惊呼:“这不到了黑暗的旧社会了吗?!” 这样的幽默只可能出于生长在新社会被共产党洗脑的人们。新社会是指1949年以后共产党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以前的中国都是旧社会,最直接最具象的旧社会就是国民党当政的中华民国了。共产党告诉我们,“新旧社会两重天”,旧社会是黑暗的,比戴上墨镜的感觉可怕多了,新社会是充满光明的,我们被告知生长在新社会是无比幸福的。 共产党所说的旧社会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失,它的一部分和新社会并行存在了六十多年,那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它曾经是亿万中国大陆人民害怕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恐惧源头。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的香火并没有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中断,中华民国今年10月10日在台湾过100岁生日,我作为中国大陆民间人士被邀出席观礼。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在国庆致辞中讲,“纪念辛亥双十,不能割裂历史,而必须呈现历史原貌,正是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中华民国的存在是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进行式,六十多年来中华民国在台湾蓬勃发展,在世界发光发热,未来我们还会继续蓬勃发展,继续发光发热!”也就是说,马总统宣告,旧社会是现在进行式,而且还发光,也就是说不是黑暗的,而是光明的。

展开对李群等人权施害者的国际追究

盲人维权者陈光诚的遭遇牵动着许多中国公民的心,这段时间,连续有网友冒着被打、被抓的风险到东师古村探视陈光诚和袁伟静,虽然不能如愿见到他们,但这一次次的行动吸引着国内外舆论的关注,我相信,每一次的行动都像凌厉的水滴击打坚硬的石头,促使这个案子最终水滴石穿的那一刻的到来。同时,在对陈光诚和袁伟静进行救援的同时,民间社会和维权界也在积累经验,凝聚人气,这对维权运动的推进和深化是有意义的一个聚焦点。 陈光诚被捕的时候,我还被关在北京的监狱里,对这个案子没有任何了解。出狱后尤其是回到美国后,通过阅读资料并经朋友们介绍,我才搞明白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对于陈光诚和袁伟静表现出的勇气,我十分钦佩。2008年“公民行”途中,袁伟静通过朋友给我传达过信息,今年年初,陈光诚和袁伟静又给我写信并设法找人带出,传递到我的手里。这使我感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陈光诚的案子已经持续多年,在此期间,国际社会没有停止关注和呼吁,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目前,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声音和更多的办法来帮助陈光诚,国内的持续行动自然是最有效的方式,而身在海外的我们,也可以探讨一些不同的办法,来对当地政府施加压力。 有关救援方法,最近我和国内外的朋友有过交谈,朋友们也提出一些建议,我想,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地做下去,情况会朝有利的方向转化。在探讨过程中,我们提出这样一个设想,那就是对陈光诚案的人权迫害者,首先是最初的责任人李群进行国际追究。 陈光诚被捕时,李群担任临沂市委书记,各种信息表明李群是陈光诚案的罪魁祸首和第一责任人。但在对陈光诚进行迫害后,李群升迁为山东省委宣传部长,几年过去,他又以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的身份,转任青岛市委书记,这可以视为他的又一次升迁。连续两次的升迁,对于临沂和沂南的侵权者来说无疑是一个鼓励,它助长了那些迫害陈光诚的官员的气焰。 年初,陈光诚和袁伟静带出了亲笔信和委托书,此后遭受殴打,与外界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困难,目前陈光诚的身体健康令人担忧,急需得到检查和治疗,他们的遭遇令人感到无比气愤。身在海外,不能象勇敢的国内网友那样亲临沂南,能做的事是有限的,在与朋友们进行讨论后,作为一种辅助手段,我决定首先在美国采取行动,我将约会美国国务院等政府官员,向他们提出禁止人权侵犯者李群入境美国的要求,这是有法律依据的,我将告诉美国政府,李群一旦进入美国境内,我将联合一些其他人权活动者对李群进行起诉。同时,我也将联络其他国家的人权机构、民主活动人士,向他们所在的国家提出同样的要求,并准备有关资料,如果李群出现在他们的所在国,则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同时,鉴于从李群主政起的临沂地方当局对盲人、妇女、儿童采取了令人愤慨的迫害,我们也将与有关国际人权律师磋商,考虑通过国际法庭起诉李群等人权罪犯的可能性。 如果有足够多国家的朋友同时采取行动,那么,李群将难以进入西方国家,或者说,他只要离开中国,就可能面临被起诉的可能,他的任何一次出境都会处在媒体焦点关注之下,无所遁形。我们知道,青岛是一个沿海开放城市,作为这个城市的最主要领导,李群出访的需要远比一般城市领导人要多,而且有消息说李群将谋求山东省省长的职务,一旦我们向各国政府提出限制李群入境的要求并做好法律诉讼的准备,那么,当李群需要出国的时候,他就要在履行职务和接受传票之间进行考量。 同时,我们还可以与各人权机构一起,编写有关陈光诚案的资料,向与青岛、临沂有友好关系的外国城市,和在这两个城市有投资或商贸关系的外国公司散发,要求他们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向李群等人施加压力和影响。 另外,李群曾经作为山东省中青年干部培训团团长,在美国的纽海文大学研修,并以实习身份担任市长助理,因此他也在美国结交了一些“海外关系”,我也在收集这方面的信息,推动更多的人向李群施加压力。这方面可做的工作很多,身在海外而又关注陈光诚案的朋友,每个人都可以做出一些努力,以不同方式采取行动。 虽然李群已不再担任临沂市委书记的职务,但他是中共山东省委常委,尤其是,作为陈光诚案曾经的主要决策人,我认为他对这个案子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更重要的是,作为逮捕、软禁陈光诚及其家人的始作俑者,李群对于陈光诚、袁伟静的受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对李群采取行动,是表明一种关注到底、追究到底的决心。如果陈光诚案不能尽快得到妥善解决,作为这样一桩国际高度关注的侵权案的责任人,李群早晚要为此付出代价,人权侵犯是强者的专利,但施害者是不可以永远逍遥法外的。 陈光诚的案子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维权案,是李群主导的临沂地方政府的愚蠢和蛮横,才使迫害愈演愈烈。解铃还须系铃人,沂南、临沂、山东政府必须停止对陈光诚的软禁,停止对探访者的殴打,而代之以沟通和协商,才能使问题朝缓和的方向发展。对陈光诚案来说,目前最紧迫的问题是人道主义,以几十人、上百人的流氓势力来对付一个盲人、一个妇女、一个儿童,这是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接受的。在国内外舆论和维权界的关注之下,陈光诚案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时候。我呼吁更多的人开动思路,以各种方式采取行动。 (写于2011年10月15日国际盲人日)

由陈光诚案看中共控制手段与困局

近日,刘沙沙、妙觉、彭远忠等网友从各地赶赴山东沂南探视陈光诚、袁伟静夫妇,依旧未能进入东师古村,反而遭到监控者的殴打。已经很难统计这是探视者第几次受到暴力袭击,自2006年以来,沂南地方当局展现出了将流氓暴力进行到底的决心,高智晟、孙文广、程海、赵昕、王克勤、何培荣、刘沙沙……这些名字见证了陈光诚、袁伟静遭受的苦难,也见证了沂南地方政府的黑恶与无耻。 很少有哪一例侵权案件象陈光诚案这样无时无刻不充满暴力色彩而又持续如此之长的时间。六年来,陈光诚进了监狱又出了监狱,陈光诚的出狱不仅没有给长期处在软禁状态的袁伟静带来平安,反而夫妻二人不得不遭受更为严厉的软禁,尤其是今年春节之后,由于谈话视频公开,陈光诚、袁伟静遭受惨无人道的殴打,与外界完全断绝联系。 近年来,监控陈光诚、袁伟静家的人员少则十几人,多则上百人,尤其是2007年8月袁伟静从被从北京绑架回山东以后,对他们的住宅的围困就从未断绝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如果不是这样的事真实发生,实在难以想象当地政府会对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进行如此严密的封锁。 这样的围困背后,显然是庞大的费用,对于地处沂蒙山区、经济仍十分苦难的沂南县来说,这样的开支绝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有传言说为了陈光诚案,上级给了沂南县上千万拨款,从监控的时间和规模看,这一数字并不出人意料。但无论如何,以这样的规模来监控一个盲人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以及他们无法入学读书的孩子,显然是没有必要的。陈光诚之被判刑、软禁,由他揭露当地的暴力计生引起,但中国的计生暴力并不是什么秘密,而且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国计生的危害多有阐述,官方言论也略见松动,唯独沂南地方政府对于陈光诚的迫害却越来越严,乍一看去,这令人有些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