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ed by yangjianli on October 5, 2011
近年来，由于民间史学界和部分当事人的努力，有关“九一三”事件的迷雾逐渐消散，这些不同于官方的历史解读对我们了解历史真相及中共当年权力运作的内幕有很大帮助，其中，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三位原东野（四野）高级将领的回忆录可谓弥足珍贵，作为上层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和牺牲品，他们能够在晚年写下这样的回忆录，无论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还是对于他们个人，都是很有价值的。 作为老红军，这几位原高级将领的回忆录无法在中国境内，而只能选择香港出版，除了作者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身份之外，还由于他们的回忆录突破了中共官方对党史问题的标准说辞，因而属于回忆录中的异端。和一般回忆录不同，这几位原高级将领的回忆录对于中共党内、军内的事件和人事关系采取了比较坦率的态度，既有可读性，又有史料价值，甚至可以帮助解开我们对于一些中共党史问题的谜团，我想，这几本回忆录是值得对中国历史、政治有兴趣的人认真阅读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感谢几位作者的贡献。 但在对这几本回忆录的阅读过程中，我也发现一些问题的存在，这些问题值得读者警觉和思考。 首先，几位作者的回忆录显然对很多历史事件采取了选择性记忆的态度。比如说，作为东北野战军的高级将领，他们对于东北战场的全局是不乏了解的，回忆录的记录并不完全限于自己所参与指挥的战斗，可是这几位原高级将领均对东北战场的重要战役——长春围困战采取了冷处理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笔带过，几无详细文字涉 及。我们知道，当时的东北野战军对长春采取了严格围困的方式，为了加快城内守军的生活物资消耗，解放军甚至不许长春城内的居民出逃，而是将他们严格限制在 城内与国民党军队争粮、争水，导致几十万的民众惨死。林彪、罗荣桓下发的《围困长春办法》中就明确规定：“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严禁城内百姓出城……要 使长春成为死城。”后来林彪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饥民成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饥民对 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钱上吊。”如此悲惨情形，三位作者的回忆录 中无一涉及，对于围困长春，李作鹏倒是罕见地有一段记录：“当我纵进到长春东南地区时，敌人正实行‘杀民养兵’、‘要长春不要老百姓’的政策，敌人把城内 许多市民的粮食、财物全部抢光，然后强迫驱逐他们出城。”“在我纵驻防的阵地前，也出现了从城内逃出的大批难民，我们及时发粮救济并安置他们生活，他们十 分感激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纷纷控诉蒋军残暴罪行。”如此回忆，则明显存在歪曲历史的嫌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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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yangjianli on September 29, 2011
近日，刘沙沙、妙觉、彭远忠等网友从各地赶赴山东沂南探视陈光诚、袁伟静夫妇，依旧未能进入东师古村，反而遭到监控者的殴打。已经很难统计这是探视者第几次受到暴力袭击，自2006年以来，沂南地方当局展现出了将流氓暴力进行到底的决心，高智晟、孙文广、程海、赵昕、王克勤、何培荣、刘沙沙……这些名字见证了陈光诚、袁伟静遭受的苦难，也见证了沂南地方政府的黑恶与无耻。 很少有哪一例侵权案件象陈光诚案这样无时无刻不充满暴力色彩而又持续如此之长的时间。六年来，陈光诚进了监狱又出了监狱，陈光诚的出狱不仅没有给长期处在软禁状态的袁伟静带来平安，反而夫妻二人不得不遭受更为严厉的软禁，尤其是今年春节之后，由于谈话视频公开，陈光诚、袁伟静遭受惨无人道的殴打，与外界完全断绝联系。 近年来，监控陈光诚、袁伟静家的人员少则十几人，多则上百人，尤其是2007年8月袁伟静从被从北京绑架回山东以后，对他们的住宅的围困就从未断绝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如果不是这样的事真实发生，实在难以想象当地政府会对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进行如此严密的封锁。 这样的围困背后，显然是庞大的费用，对于地处沂蒙山区、经济仍十分苦难的沂南县来说，这样的开支绝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有传言说为了陈光诚案，上级给了沂南县上千万拨款，从监控的时间和规模看，这一数字并不出人意料。但无论如何，以这样的规模来监控一个盲人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以及他们无法入学读书的孩子，显然是没有必要的。陈光诚之被判刑、软禁，由他揭露当地的暴力计生引起，但中国的计生暴力并不是什么秘密，而且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国计生的危害多有阐述，官方言论也略见松动，唯独沂南地方政府对于陈光诚的迫害却越来越严，乍一看去，这令人有些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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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yangjianli on September 26, 2011
联合国第66届大会之际，联合国观察、兰托斯基金会、公民力量、现在自由、人权推进等二十一家国际非政府组织本周在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纽约召开了人权高峰会。会议邀请了几乎所有专制国家的人权人士、前良心犯或仍系狱中的良心犯的家属，就当前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应该关注的人权议题展开讨论并形成行动共识。独裁者和他们人权侵害的受害者和反抗者同一个时间在同一个大楼里发表演说，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此次高峰会一致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呼吁全球人权人士和民主国家的政府协调行动将中国等人权纪录恶劣的国家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清除出去。这个行动决议得到各国人权人士的热烈回应，我本人收到了许多中国国内的朋友的支持鼓励和具体的建议。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2006年由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提议、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而建立的，它取代了长年来备受指责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存在了60年的人权委员会自建立以来基本上没有发挥它在全球范围内人权事业中应有的作用，令世人失望。2006年 面对着苏丹独裁者在达佛尔的种族灭绝罪行该委员会无动于衷，人们再也忍无可忍，安南成功地领导了取消该委员会并建立新的理事会的行动。令人失望的是，新建 的人权理事会并没有比它的前身表现的更好，由于理事会的许多成员国本身就是人权侵害者而使其功能无法彰显。该理事会从未对中国、津巴布韦、沙特阿拉伯、古 巴等国家的严重人权侵害事件做过出任何决议案。根据自由之家的自由指数评判，现任的47个成员国中，13个是不自由国家（专制国家），15个是部分自由国家，占半数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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