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第66届大会之际，联合国观察、兰托斯基金会、公民力量、现在自由、人权推进等二十一家国际非政府组织本周在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纽约召开了人权高峰会。会议邀请了几乎所有专制国家的人权人士、前良心犯或仍系狱中的良心犯的家属，就当前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应该关注的人权议题展开讨论并形成行动共识。独裁者和他们人权侵害的受害者和反抗者同一个时间在同一个大楼里发表演说，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此次高峰会一致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呼吁全球人权人士和民主国家的政府协调行动将中国等人权纪录恶劣的国家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清除出去。这个行动决议得到各国人权人士的热烈回应，我本人收到了许多中国国内的朋友的支持鼓励和具体的建议。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2006年由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提议、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而建立的，它取代了长年来备受指责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存在了60年的人权委员会自建立以来基本上没有发挥它在全球范围内人权事业中应有的作用，令世人失望。2006年 面对着苏丹独裁者在达佛尔的种族灭绝罪行该委员会无动于衷，人们再也忍无可忍，安南成功地领导了取消该委员会并建立新的理事会的行动。令人失望的是，新建 的人权理事会并没有比它的前身表现的更好，由于理事会的许多成员国本身就是人权侵害者而使其功能无法彰显。该理事会从未对中国、津巴布韦、沙特阿拉伯、古 巴等国家的严重人权侵害事件做过出任何决议案。根据自由之家的自由指数评判，现任的47个成员国中，13个是不自由国家（专制国家），15个是部分自由国家，占半数以上。

人们不禁要问，难道联合国对其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没有要求吗？联合国大会在建立人权理事会时通过的60/251(2006)决议案对其成员资格做了定性要求，申明联合国大会有职责考量诸国对推动和捍卫人权之事业的贡献及其在这个事业中的自觉自愿程度选举该理事会成员。具体地讲，是否选举一个国家成为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要看它是否“高举推动和捍卫人权的最高标准”和是否“与理事会全面配合”。

然而，联合国的许多成员国并不把人权理事会看做推动全球人权事业的机构而是把它当做进行国际政治较劲的场所，它们并不真心执行联大的决议，而只是根据自己国家当前的国际政治需求投票，使得很多远远不符合标准、本来应该成为人权理事会谴责和提议制裁的对象的专制国家当选。

2010年5月，劣迹斑斑的利比亚以155票（当时联合国共192个成员国）高票当选人权理事会成员，成为联合国的一大耻辱，直到2011年2月由于卡达菲武装镇压其反对派的恶行才使得该理事会吊销了利比亚的会员资格。

看来人权理事会和它的前身成效不彰，甚至成为世界人权事业的阻碍，不仅仅是它们本身的问题，而是整个联合国的机制问题，是整个人类的问题：人类尚未在国际层次上找到清除人类负资产—人权侵害—的有效机制。

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希望的，我们的希望在于各国公民的行动。任何组织，无论规模多大，其最终的利益都需要落实到具体的个体上，就联合国而言，它最终的目的是 服务于各国人民的福祉。联合国的最重要文献“世界人权宣言”清楚地揭橥了这一根本原则。因此，成员国在联合国的权力和影响力应该与其民主程度—亦即代表其公民利益的程度—成正比。各国的公民都应该行动起来，利用联合国的机制敦促自己的国家尊重人权，促进自己国家的民主进步。

对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的问题，我们需要回归最基本的逻辑和常识，为此，我提供一个简单的测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最高指导原 则，世界人权宣言是它必须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普及和保卫的神圣文献。因此，一个国家要想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它必须首先满足这样一个必要条件：任何 一个人在该国的任何公共场合散发世界人权宣言不会受到该国政府的干预、骚扰和迫害。世界上每一个人—包括各国在联合国的使节—都明白，在中国北京的天门广场散发世界人权宣言将意谓着什么，因此，每一个人都知道，实际上，中国没有资格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