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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杨建利 on 五月 28, 2012
我们高兴的看到，陈光诚与妻子儿女安全抵美，虽然留在中国的其他家人仍有巨大的麻烦，但是可以肯定，受到国内外各界高度关注的陈光诚事件开始从紧张的高潮上慢慢走入一个新的常态。这个时候再回望梳理，我们可以得到更多更有价值的启示。 虽然在短短的一个月里，陈光诚和家人经历了常人无法想像的惊险和波折，眼下仍有家人处在被残酷迫害的危险中，但是目前陈光诚的整体状况与他出逃前相比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善，即使陈光诚最终选择留在中国，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状况也会比出逃前好很多。当然，目前的结局是许多力量帮助和博弈的结果，但是主要的因素是陈光诚本人的意志力和行动力，没有陈光城本人拼搏的勇气，什么外力都没有用。这一点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改变自己受剥削、受欺负、受凌辱的状态，公民本人的勇敢行动是最为重要的，是无法替代的。 陈光诚2010年10月刑满，全家开始被监禁在家。2011年初，北非中东发生阿拉伯之春，中共当局为防止世界民主浪潮漫延到中国，在过度紧张中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进行全面打压，救援陈光诚的公民活动却在这样肃杀的政治空气中启动，探访、戴墨镜、车贴、贺岁卡、给具体施害者打电话、呼吁国际社会限制主要责任人国际旅行、、、救援行动一波一波地开展起来，尤其是陈光诚在郭玉闪、何培蓉帮助下最后的出逃，付希秋牧师等的国际援助，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的公民运动具备了反弹的能力，只要勇敢行动、组织得当就有可能在局部创造优势形成突破。 陈光诚的案子能有突破、最终能有一个大致令人欣慰的结局，国际媒体的关注和国际民主力量的支持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再次证明，公民抗争的个案是否有能力调动国际的关注和支持是能否产生突破和进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前年被迫拆迁户的“麻雀行动”、去年年底广东乌坎的集体抗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共当局以“国外敌对势力”的介入为借口对国内的抗争者进行威胁和打压，也使得国外的支持者投鼠忌器，但是我们仔细分析每一个具体事件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中共当局正是因为害怕国外的民主力量的介入使得其打压成本增高，才屡屡以此恐吓国内抗争的民众，一旦他们发现，抗争者真的有切实的国际支持，他们镇压的态度就会发生变化，常常是态度的软化。对抗争者最危险的状况是，稍有国际关注时遭到当局威胁而退缩回去，一般来讲，这时当局的报复是最残酷的，因为他们有了“国外敌对势力”介入的“口实”又不需要担心“国外敌对势力”真正介入给他们带来的镇压成本。对于抗争者来说，只要顶住压力渡过这个初期阶段的艰难，情况一般来讲会变得更好。乌坎村民抗争开始，引起一定的国际关注，当局就开始公开以“国外敌对势力”的介入进行威胁，乌坎村民顶住压力，继续设法邀请国际媒体的介入和报道，最终使他们的抗争成为国际普遍关注的事件，最后的良性结局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陈光诚国内的家人，大哥陈光福等，正在采取勇敢的行动进行抗争，我们要给予及时的关注和支持。 我一直认为，中共当局常用的打压口实“国外敌对势力的介入”是一个好的说法，因为久而久之，人们逐渐认识到，每当民众与专制政府和掠夺的官员冲突时，“国外敌对势力”总是站在民众的利益一边，“国外敌对势力”是好势力，其实这是中共帮国际人权民主力量做宣传。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已经认识到，“外国敌对势力”的真正介入往往对问题的解决有正面推动作用，所以国内抗争寻求并得到国际的支持和关注越来越多，这样一来，中国公民运动国内国外的界限最终会被打破，人们的心理观念也会突破恐惧的压力，对一般民众来讲，寻求国际民主力量对中国公民运动和民主化的支持就是自然平常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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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杨建利 on 五月 17, 2012
不久以前，《议报》（即《公民议报》）、《北京之春》、《纵览中国》网站联合发起了“如何解决六四问题”的有奖征文活动，征文活动将持续到8月15日，9月1日公布获奖名单，目前这一征文活动仍在进行中，希望各界朋友不吝赐稿。 和以往的“六四”纪念有所不同，这次的征文活动主要关注点不是“六四”史料的发掘和“六四”的悲剧性意义，而是试图探寻“六四”问题的解决办法。23年来，“六四”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眼中的敏感话题，也是被长期禁止公开讨论的话题，但是严密的封锁并不能限制有关民间信息的流通，尽管中国社会缺少对于“六四”问题广泛而系统的讨论，但在中国人的私下谈话中，许许多多与改革有关的话题，最终都无法绕开“六四”这一个结。 23年来，各界对“六四”问题有很多分析和反思，观点分歧也大量存在，但很少有人否认“六四”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场巨大悲剧，除了上千北京市民和学生喋血街头的牺牲之外，更重要的是六四成为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拐点，它打断了原有的改革进程，而使中国走向了政治高压、权贵经济发展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六四之后，邓小平没有允许中国走向全面保守的道路，而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有限度地推行了一些开放政策，使中国民间局部领域的自由度有所扩大，这一变化增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空间，也使中共为自己赢得了一定政治伸缩空间。 但今天的中国已不是邓小平粗放改革的时代，众多所谓“改革深水区”的困境，其实是被屏蔽的六四问题的显现，比如民主化、反腐败、法治、自由等问题，都是在八九民运时期被突出强调却又因六四镇压而被压制下去的社会性话题，这些话题的被压制，导致23年来的跛足改革越来越不符合时代的需要，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的脱节越来越严重了。如果想全面看清中国政治问题的弊端所在，以六四作为起点进行考察，是一个最好的切入点，也是殊为关键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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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杨建利 on 五月 7, 2012
各位朋友、各位贵宾： 我以谦卑的心情接受丹麦政治研究中心2012年度自由奖，这个没有预想到的荣耀令我倍受激励。我深深知道，这个重要的奖项是为那些为捍卫个人自由和基本人权原则而持续奋斗的人们而设。此刻，我作为获奖人站在你们面前，浮现在我眼前是那些在我的祖国－中国－坚持抗争的兄弟姐妹，是缅甸、古巴、埃及、伊朗、北韩、叙利亚、越南等国家追求自由的同道，他们日日夜夜的奋斗和异乎寻常的牺牲精神使他们比我更配得上这样的荣耀，我是在这样的认知下接受自由奖，诸位可以理解我此刻的谦卑和慌恐。这尊用柏林墙残片做成的奖牌很重，我感到肩上责任的份量。去年的获奖者Yoani Sanchez是古巴著名的异议作家，在艰难危险的、自由被压缩几乎为零的空间里，她每天发出有关世界上最令人窒息的专制社会之一 －古巴－真相的声音。今年我有幸加入她的荣耀，令我感到激励。 我从丹麦政治研究中心手中接过自由奖，更加感到这份荣耀的份量。这个年轻的智库在对世界范围的自由和正义的支持中表现的远见、使命感和热情使其脱颖而出，赢得同行的认可和世人的尊重。它的自由奖更加我坚定了我对我同胞的忠诚、对从天安门广场倒下的烈士那里继承的民主事业的投入和与基督徒、法轮功、藏族、维族、蒙古族的弟兄姐妹站在一起反对宗教迫害、民族压迫、文化清洗的决心。所有这些族群的人权在中共专制统治之下遭受了无法表述的侵害，中共63年的统治残害的生命人数超过了斯大林和希特勒所做的总和，而这个政权在今天输出专制模式成为世界范围内独裁者的背后支撑，帮助伊朗、北韩、叙利亚等政权苟延残喘。中共政权对人的尊严的蔑视正在挑战者人类文明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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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杨建利 on 四月 30, 2012
长期被非法禁锢在家的山东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4月22日在网友的帮助下出逃，并于4月27日公布了视频讲话，就自己遭遇和处境向温家宝总理提出了“依法惩治罪犯”、“依法保障家人安全”和“依法惩治腐败”三项要求。 众所周知，陈光诚因揭露山东省临沂地方政府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野蛮非法行为，以及试图通过法律手段帮助受害者，开罪当地政府，于2006年被以故意破坏公物 和聚众扰乱交通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当陈光诚还在狱中的时候，当地政府就开始非法软禁他的妻子袁伟静，并用暴力非法阻拦前往探视的海内外人士。陈光诚2010年9月刑满出狱， 按照法律，他应该成为自由公民。但是陈光诚从此一直被当地政府禁锢在家，包括他的妻子和6岁的女儿陈克斯都被禁止自由外出，至今已经超过一年半，女儿更因此一度无法入学。所有试图前往探视的朋友、律师、 网民、国内外媒体记者、世界著名影星等等，毫无例外地遭遇当地政府组织的暴力 阻拦，被殴打，所带物品如食品、照相机、汽车、证件、提包等或被洗劫或被损坏。 陈光诚于4月22日成功从家中逃离禁锢之后，当地政府官员在4月26日非法翻墙闯 入陈光诚的大哥陈光福家中，用棍棒和铁锹殴打其家人。陈光福和他的因正当防卫而砍伤入侵者的儿子陈克贵被抓。4月26日和27日，帮助陈光诚出逃的两名网友郭玉闪、何培蓉也分别在北京和南京被警方控制，说明事件并非仅仅是山东临沂地方政府的孤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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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杨建利 on 四月 17, 2012
4月9日，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赵普等多位媒体人士发微博称，根据调查记者的爆料，老酸奶（固体形态）和果冻不能吃，尤其是孩子，“具体细节很恐怖，不便透露”。 中国的食品问题是个老问题，周勍先生几年前出版的《民以食为天》一书，对中国食品安全状况做了很具体的调查和记录，可以说是一本系统讨论中国视频安全的书，对各种有毒食品的生产和危害性做了披露。几年前，三鹿毒奶粉事件引起极大影响，中国食品不仅危害成年人，而且直接危害儿童健康的问题让人感到触目惊心。其实，老酸奶和果冻的危害问题，网络上早就有谈及，赵普的微博只是把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程度。 地沟油、毒大米、果冻、纸包子、三鹿奶粉、有毒蔬菜……几乎所有的食品都不再安全，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 可以说，官商勾结、道德失范、市场紊乱、监管不严等都是导致有毒食品泛滥的原因，正是由于非单一原因的存在，才使有毒食品的解决显得如此困难，工商、食品部门倒也不是没有采取行动，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导致有毒食品泛滥的原因中，我想强调新闻自由和法治这两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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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杨建利 on 四月 17, 2012
今年，是“六四”二十三周年。 目前的中國，暗潮涌动，势不可遏。愈平历史创伤，解开“六四”死结的契机，已经隐然呈现。其不可抗拒性，各个阶层、各种利益集团甚至中共高层本身，都意识到了。“六四”不获正义，亡魂不暝，国运不靖，国难未已；而拖欠愈久，代价愈大。事至今日，萬竅風生，是时候了。 然历史恩怨，盘根错节，纠结深广。如何解决六四问题，是庞博复杂的政治法律过程，是中国转型正义的枢纽。它需要参考世界历史在此类问题上的丰富经验教训，需要考察不同立场和原则、解决时机和步骤所带来的不同政治社会文化结果，权衡比较，折冲樽俎，高瞻远瞩。需要极高的智慧，集思广益，疏解人心，导正历史。其成败利钝，都将影响深远。 有鉴于此历史临界点所嘱托的责任，《议报》（公民力量）、《北京之春》和《纵览中国》三家杂志社决定联合公开有奖征文，希望各界人士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如何解决“六四”问题发表看法，广拓空间，贡献睿见，以启迪思考。有奖征文活动于4月15日正式开始至8月15日结束。投稿一经接受将由《议报》、《中国之春》和《纵览中国》同时发表，获刊登文章将获得正常稿酬。三家杂志社将从发表的征文中评选出一、二、三等奖文章若干，分别发放1000美元、500美元、300美元的奖金。9月1日将公布获奖名单。 我们希望听到关于“如何解决六四问题”的建设性和创造性意见。期待您的参与，征文请发往：[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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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杨建利 on 四月 10, 2012
近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数据说，今年3月份中国消费物价指数（CPI）年增率为3.6%，超过上个月的3.2%，其中食品价格年增率为7.5%，蔬菜更高达20.5%。与去年的数据相比，整体来看，3.6%似乎是一个不高的数字，但是掰开来看，这一统计数据构成说明了中国居民的生活压力变得越来越大。 大家都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信息往往被人为操控，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去年就曾对此发表看法，认为中国的CPI数字被调控。 这一次的3.6%的增幅比是否可信？不得而知。但人们的生活经验却与此相反，现在网上抱怨物价上涨太多太快的帖子很多，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似乎相抵触，知名财经评论人余丰慧就认为CPI数据与百姓的实际感受有差距，实际感受的反弹幅度应该更大一些，物价形势不容乐观，通胀的根本因素并没有彻底消除，货币政策应对通胀不能有丝毫放松。 无论怎么掩盖，国家统计局也不得不承认一点，就是蔬菜价格涨幅太大，否则无法对民众解释物价迅速飞涨的现象。而20.5%的增幅，在物价上涨过程中，则是一个罕见的数字，证明物价的失控程度尤其是生活必需品的失控程度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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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杨建利 on 四月 9, 2012
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对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月收入所做的最新统计，中国员工的月平均工资为656美元、约合人民币4134元，位列所调查72个国家和地区的第57位。考虑到个体户、自由职业者的收入未计入统计，中国大量存在的灰色收入也无法统计在内，这样的统计并不准确反映中国居民收入的实际情况，但中国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同时，普通居民收入低的问题显然是中国特色之一。 我不知道国际劳工组织这一统计的根据是什么，但我对于月平均工资4134元这一“偏低”的数据仍然表示怀疑，2011年，全国人大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2000元提高到3500元之后，原本三四个亿的符合标准纳税人突然缩水为2400万人，对此，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刘佐解释说，3500元是指扣除“三险一金”后的收入，即工薪收入4545元以下不用缴个税。按照刘佐的这一解释，月收入在4545元以上的纳税人为2000万人。即使如此，以常识计算，也很难相信一个只有两千万人收入在4545元以上的国家，员工平均月收入会达到4134元，因为大量的底层居民（尤其是中小城市居民）月工资都在2000元以下，而中国社会人口组成一直呈现低收入者数字庞大的特点。 同时，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也没有考虑一些中国社会保障的现实。比如说，“三险一金”中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只是理论上存在，现实中当居民产生需要时，其手续之繁，数额之低，往往令人失去领取的兴趣，基本养老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的保管和使用也很不规范。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居民的收入不仅国际排名落后，而且数据可信性低，其实际上的国际排名可能更为落后。 但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也是一个确切无疑的事实，尤其是沿海地区，高楼林立，豪车云集，“中国模式”甚至被很多西方人认为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成功范例。那么，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居民收入为何如此落后呢？ 自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结束后，专制统治加强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其中也包括对居民收入的控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日益提高，这当然就压缩了居民收入提高的空间，即使如此，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仍不顾中国社会教育、医疗、保障投入低，财政资源使用忽略民生的特点，称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人均财力水平，在国际上仍处于偏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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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杨建利 on 四月 6, 2012
今年3月初，公民力量通过媒体向公众发放“向联合国陈情”人权状况调查表，目前表格的发放和回收正在进行，这是一个非短期项目，将持续到2013年年底。 以《零八宪章》被打压、刘晓波、刘贤斌被抓捕，以及去年“阿拉伯之春”后的大规模抓捕为标志，面对中国民间以及国际社会的呼吁，近年来，中国政府反而明显加大了人权迫害的力度。凝聚国际舆论和资源聚焦中国人权问题，是海外民主运动的迫切命题，因此，去年5月份，我们决定将此后的一年定位“联合国行动”年，以挑战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资格，阻止中国政府连任这一理事会成员。但是按照联合国及人权理事会的最新规定，本应于今年5月进行的换届，改至年底，而且，成员国在连续担任两届理事会后，将自动中止成员资格一年，于次年年底重新选举，这样一来，中国政府的本届成员资格就从五月份延续到今年年底，明年不再担任该理事会成员。针对这一新的规定，我们对这一行动的方案也进行了调整，行动时间延长到明年年底，目标也由阻止中国政府在今年五月的连任，变为阻止其于明年年底重新当选。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任期每届三年，其成员对国际重大人权问题发表意见和投票，这样的投票虽然不具备强制力，但在国际范围内，仍是十分权威的人权声音，可以起到放大和聚焦关注的作用，而且有可能促使一个国家的局势发生微妙变化，所以，在联合国范围内进行工作，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进行批评，让世界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存在的严重人权侵害问题，是有必要。 统一表格的发放利于我们整理后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及其部分成员国传递有关人权问题的信息，也便于传递。我们的设想，利用从现在到明年年底时间较长的优势，系统整理目前仍存在的因言治罪、非法劳教、暴力拆迁、野蛮计生、非法软禁、跟踪骚扰、限制出境、黑监狱等人权问题，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人权问题的普遍性和紧迫性。 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一个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关押在监狱的国家，是大量存在“强迫公民失踪”案例的国家，在中国，许多良心犯被投入牢中，除此之外，中国还广泛存在着暴力计生、非法暴力拆迁、黑监狱、非法软禁、暴力殴打、亲属株连等形式的人权侵犯，存在着对宗教团体的残酷迫害和对少数民族的民族压迫和文化灭绝。如果广泛而严重的人权侵犯问题得不到明显改善，中国政府没有资格担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而尊重人权的联合国成员国也应该就中国普遍存在的人权迫害向中国政府提出谴责，并采取切实措施敦促其改善人权状况。同时，这一行动也为历史保留重要的资料。 在这里，我再次向各位提供这一调查表（也可以致信[email protected]索取），请有关受害人及其亲友，以及了解有关案情的朋友填写后，发送到以下信箱：[email protected] 。我们将对收集的陈情表进行整理、翻译、汇总。让我们共同努力。 附表： “向联合国陈情”人权状况调查表 (本表格将呈交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及部分成员国，除此之外，我们将对信息保密。您可以有选择性地填写表格栏目内容。 * 星号栏为必填项。) * 填写日期： * 人权受侵害者姓名： *性别： * 国籍： *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 宗教： 婚姻状况： 职业： * 民族： * 受侵害人住址及联系方式： * 侵权机构： 主要责任人： 侵权机构 联系方式： * 受侵害人现况： * 受侵害及损失情况： 受侵害人有无被打及受伤： 受伤日期： 严重程度及伤情： * 是否被关押或曾被关押： 关押书面文件： * 关押地点 （如有）： * 关押时间（如有）： 是否曾经上访、申诉、或抗议： 上访、申诉、抗议概况及结果： * 填表人姓名： * 填表人联系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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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杨建利 on 四月 3, 2012
重庆政局骤变，有人欢喜，有人悲伤，但无论欢喜或悲伤，关注的人们除了猜谜还是猜谜，王立军消失了，薄熙来消失了，除了可想而知的少数人，谁都不知道他们的下落。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党中央”的手里。 迄今为止，王立军消失月余，他的重庆市副市长职务已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还在，按照法律规定，未经人大许可不得逮捕，如被拘留应向人大报告，王立军显然是在未经人大履行有关程序的情况下失去了自由；而薄熙来在重庆“打黑”黑打和腐败的传闻多多，而又已消失多日，却不闻司法部门对他采取任何行动。也就是说，王立军、薄熙来未经任何法律手续就失去了人身自由。监视居住也罢，双规也罢，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之外，那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家法”。 中国宪法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这当然难不住万能的党，万能的专政机关，换一个名堂，不叫逮捕就是了，这样的名堂，薄熙来、王立军在重庆用过，现在被转用到他们身上，加害者成为受害者。于是，正如“打黑”变成黑打令人失望，失势的王立军、薄熙来也无法指望依据合法程序受到公正对待。无论北京还是重庆，总归就是黑吃黑的手段。 中共的“家法”，使党的规定成为法外之“法”，而且具有绝对的处置权。原铁道部长刘志军属政府官员，他在部长任上的渎职也好、犯罪也好，受损失的全体中国公民，但自2011年初至今，一年多时间过去，仍处在中共条令规定的“双规”状态，由不具备执法权甚至根本就没有法律地位的中纪委进行家法处置，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机关则只能任由其“逍遥法外”，这岂不是对全体民众及中国法律的巨大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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