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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杨建利 on 六月 1, 2012
陈光诚的案子是中国近年来最臭名昭著的人权侵害案之一。在救援陈光诚的行动中，舆论的矛头基本上指向了山东省政府和临沂市地方政府及其有关官员，陈光诚出逃后录制的视频讲话也是向中央政府（尤其是温家宝总理）提出要求，请求中央政府审查处理围绕他所发生的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腐败、违法侵权和暴力犯罪行为，陈光诚进入美国大使馆后，在就陈光诚的前途处境与美国政府的谈判中，中国中央政府也同意了美方（暨陈光诚）提出的审查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要求，这一切似乎都说明，对这个恶劣的人权侵害案，中央政府并不负什么责任，责任全在当地政府那里。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 在中国，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捆绑的现象在相当程度上是存在的，使得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命令不能得到贯彻，但是这样的捆绑现象并不发生在所有领域，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事实上，在中国只有在对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控制打压的领域里中央的政策是不受地方政府捆绑的，不是“朝旨不出午门”而是一贯到底。换句话说，中央政府也许对山东地方政府的债务累计和暴力拆迁没有什么有效的制止办法，但是，假如中央政府不同意对陈光诚进行迫害，当地政府和官员是不可能做到他们这几年所作一切的。接近陈光诚案子的人士早就透露，陈光诚本人也在录像讲话中提到，其实，几年来当地政府和官员一直靠中央政府高达几千万的专项批款的资源的支持对陈光诚一家进行监禁迫害的，这甚至成了许多有关官员和被雇流氓的生财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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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杨建利 on 五月 28, 2012
（2012年5月29日，日内瓦） 各位贵宾、各位朋友： 谢谢你们给我这个荣誉。 从重要的世界人权组织“联合国观察”手中接过以他 的创始人Morris Abram命名的 人权奖，是一个巨大的荣耀。今晚，在各国重要来宾和各界朋友面前，我怀着谦卑和感恩的心情接受这个荣誉，并把它献给那些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人权侵害的受害者，献给那些世界范围内的日夜孜孜不倦、时刻面临艰难险阻的勇敢的人权捍卫者。 站在该人权奖的获得者的行列之中，我感到诚恐诚惶，今晚我也被置于Morris Abram的一生的巨大丰碑之下，他数十年在世界人权事业中的贡献使他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追随的光辉榜样。 与这些了不起的人物相比，我只是被中共的专制政权统治的接近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13亿中国公民中的一员，这个政权仅仅因为它的公民行使言论自由这样的基本人权而监禁、迫害和驱逐他们，这个政权对我们藏族、维族、蒙古族的兄弟姐妹实施民族压迫和文化清洗，对家庭教会成员和法轮功成员实施宗教迫害，这个政权输出专制模式在国际舞台上成为独裁者们的背后支撑，帮助伊朗，北韩，叙利亚等道德上破产的政权苟延残喘，使它们可以继续吸吮它们人民的自由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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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杨建利 on 四月 26, 2012
（翻译：田鼠） （2012年4月19日，美国加州长堤市） 我怀着振奋的心情欢迎诸位来到第七届族群领袖研习营。各位跨越了遥远的距离，尤其是遥远的心理距离来到这里，其中需要克服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每每想到这里，我都不禁感到深受祝福和鼓舞。我深深理解，与本世纪初我们举办首届研习营相比，如今我们所面临的需要跨越的障碍并不曾因为时间的前进而有所消减，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为族群融洽平等、为彼此的人权、幸福和尊严而携手所建立的基本精神将代表我们的未来，我们共同的未来。 2000年，当我们刚刚开始这项尝试的时候，我们深知我们选择了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其艰巨性让我们心里对我们到底能够坚持多久并不十分有底。十二年过去了，七次重大的聚会以及以研习营的宗旨为主线展开的许多工作或许可以让我们感到些许自豪和快慰，然而，回过头来看我们走过来的路，我心中对许多像美国民主基金会和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民主同道们那样有良知有远见的人们充满了感激，如果没有他们坚定不移的支持，我们在这条路上是否能够走这么远是值得怀疑的。 还有，至为重要的是，在座的研习营的出席者们所代表的人民和族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从未有一天放弃过对自由和尊严的追求，他们的奋斗和牺牲精神是我们最主要的动力来源，陪伴我们在艰难路程上跋涉，引导我们步步向前。 在以往的6届研习营和围绕着研习营的宗旨所开展的工作中，我们承诺并履行了如下原则：尊重民族、文化、宗教以及地域族群之间的差异，拥抱人权的普世价值，为了实现我们共同的民主未来团结奋斗；我们持守非暴力的原则，以善胜恶；我们保持密切交流沟通，互相宽容和理解，致力于消除误解和仇视、追求真相、实现和解并彼此关爱；我们关注彼此的人权状况并彼此奥援。在此，我想用这些通过艰难困苦的努力而达成的原则和成果激励在座的各位，这些原则和成果是我们今天共同前行突破困境的指导，“共同前行、突破困境”正是本届研习营的主题。 一年前，第六届研习营在离此不远的洛杉矶举行。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经历了中共当局对各族群人权民主人士以及异议人士的持续的残酷打压，我们也经历了像藏人自焚那样的史无前例的决绝抗争。在未来的三天里，我们要在一起认真研讨我们彼此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共同突破困境的策略。 在过去的一年里，在我们的研习营所涉及的区域里有两个重要选举，一个是台湾的总统大选另外一个是香港特首的选举。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会听到有关这些选举的报告以及关于这些选举对台湾香港的人民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族群人民的影响。我们非常幸运，有两位知名教授，一个来自美国大学另外一个来自中国大学，给研习营讲座，他们的讲座将会给我们许多启发并增强我们工作中的的思想能力。我们出席者中的出色代表热比娅女士将会给研习营做题为“通过互相理解和合作推进民主”的主题报告。非常令人鼓舞的是，有三位高中生出席这次会议，向我们报告她们作为天安门第二代追求自由和关爱被压迫群体的工作和心得。这届研习营，也得到了世界民主同道的关注和支持，一位来自中东的非暴力倡导者、民主政治领袖还有一位来自缅甸的年轻民主领袖将会与我们分享他们彼此的宝贵经验和教训。最令我充满感激和振奋的是，达赖喇嘛尊者将会接见研习营的全体出席者和工作人员，我想在座的每一位朋友都和我一样急切期待着尊者的教诲。 在此，我宣布第七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正式开幕。 让这届研习营奠定我们继续共同前行突破困境的基础。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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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杨建利 on 四月 13, 2012
两天前，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四月青年、凯迪社区、共识网、选举与治理等网站悉数被中共当局以违反宪法的名义查封。在许多观察家眼里，这些网站分别是中国的民间左派和右派的代表性网站。或许有些朋友对其中某些网站的民间性表示怀疑，但是无论如何它们均非官方媒体，与人民网和新华网等官方网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共当局这一集体封口之举为我的前论“目前中国的民间左派和右派是一派”提供了一个及时而有力的佐证。如前所说，中国政治的根本议题是宪政议题。中共当局钳制言论是对言论自由宪政原则的违背，是对自己的宪法的讽刺。 这次封网事件又一次彰显了中国民间的境况，事实上，在目前的中国，民间政争没有实质意义也无真实空间。所谓左、右两派的争论随着薄王事件的发展而陷于了意气之争甚至是个人意气之争，表面上看来，中共上层的这场政治斗争似乎和他们的争论有关，是左、右两条路线之争，温家宝在“两会”记者会上也暗示这是“改革”与“文革”的矛盾，其实不然，中共上层的这场内斗不是由政治路线分歧引起的而是一场权力斗争。 薄熙来固然早已令许多中共上层人物不满，然而，对薄熙来的不满主要不是针对他的所谓的左的路线的，而是针对他张扬的作风和几乎不加掩盖的夺权强势，他所展现出的企图心给现当权者和未来当权者都造成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在“王立军”这个和意识形态毫无关联的事件爆发之前，中共上层几乎无人对“唱红打黑”有过公开微词，无人采取任何措施进行阻止，而是任其红火。这反映了目前中国邓小平主义政治现实的一个重要方面：邓小平主义的政治以“四个坚持”为其根本，与毛式政治专制一直相去不远，毛是共产党不能动摇的正统牌位，“红”色是其本色，薄熙来正是利用“红”的名义彰显其正统性帮助自己在共产党内建立权力基础的，以邓小平主义为主导的政治氛围，客观上为毛左回潮预留了空间。 除去毛的符号不谈，“左”的主张对当前的中共上层也不构成“政治路线”问题，以2010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为标志，中共的政策明显向左移动，开始强调分配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等议题，2011年中共为庆祝建党90周年推出的文艺作品更是“左”的离谱。我预估，“十八大”后不管哪帮哪派占上风，中共的政策都会继续往强调社会公正的“左”的方向上倾斜。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的上层没有真正出现缘由政治路线分歧的政治斗争，有的只是以玩弄政治符号为掩护的权力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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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杨建利 on 一月 25, 2012
回国述职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本周三（2012年1月18日）接受美国公共电台采访，他在采访中说：“很清楚，从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前的热身期至今，中国越来越不容忍异议——中国的人权纪录一直在错误的方向上行进”，他说，自从他接任驻华大使后，他注意到每天普遍发生在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民间抗议活动，他特别提到乌坎的抗争并给与高度评价，他进一步强调“我相信在中国存在着人民的力量”，当被问及中国的政局是否稳定时，他回答说“我认为，非常非常脆弱……但是，去年年初的茉莉花革命的号召并没有产生直接效果，我认为，任何大的变局还有待中国内部的具有特别意义的事情的启动。” 骆家辉应该是近年来第一位如此坦率谈论中国的人权纪录、人民力量和政局变革可能的美国高官。有记者专门就此话题采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Victoria Nuland女士，她说：“他（骆家辉）显然表达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对人权活动人士、维权律师、宗教领袖和少数民族的镇压、强迫失踪、非法拘捕和判刑的增长趋势的持续性关注。”虽然她非常谨慎，没有重复骆家辉的中国政局“非常非常脆弱”的原话，但是，她显然也不打算否定骆家辉的论断，“我认为我们给中国政府传达的信息与我们对世界其他国家人权关注时所表达的观点没有什么不同：政权在保护公民权利和允许和平表达异议时变得更加强大。”作为国务院的发言人，她的谈话需要更为审慎，但“强大”与“脆弱”是一组截然相反的概念，而中国政府显然并不“保护公民权利和允许和平表达异议”，因此，我们可以说她的表述与骆家辉的访谈观点其实是一致的。 而我则愿意审慎地假定，这两位美国高官的言论代表美国政府正在调整对专制国家政治局势观察的角度，这种调整是必要的。我们还记得，一年前，2011新年伊始，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召集了一次与人权组织领导人的座谈会，当谈及埃及现状和未来时，希拉里非常确定地说埃及的政局是稳定的，穆巴拉克政权的没有问题。此话落地还不到一个月，埃及人民走上街头启动了大规模抗议，18天后，穆巴拉克被迫下台。美国政府在此期间表现的判断失误和被动因应是明显的。 这场从外部看似乎突如其来的北非、中东变革，在其社会内部当然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根源。但作为外部观察者，人们的政治观察往往只在意政要的言行、权贵和精英的保守、政权内权力分配动态和重大外交事件等，而没有把民众的根本需求和感受当做一个切实变量，忽略民间在政治经济变局中的潜在力量，因此缺少对民间资讯的充分关注，对民众想什么要什么、一旦有机会会做什么、民众对政局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缺少准确了解。这是美国对专制国家未来预测上的一个盲点，由于这一盲点的存在，类似的判断失准在历史上早就有过先例。当然，这一盲点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专制体制下大量的事实、数据在调查统计上的困难，而且，一旦发现判断失误，美国政府的调整的速度和节奏还是比较得当的。 但北非、中东变局再次提醒国际社会必须注意到在自由、民主的本能要求和现代信息交流的便利之下，生活在专制国家的民众不再是政治话语之外的无声存在。民间变革力量首先根植于对人权的本能要求。由于越来越便利的网络条件，即使身在海外，我们也与中国各阶层民众保持经常性接触，就个人而言，在这样的接触中，我尽量避免从概念入手而是从民众遭受的利益侵害入手谈问题，反而是国内民众每每首先提出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公正、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民众选举和监督官员等民主人权观念。其实这很正常，因为民众从自身权益受侵害和维权的实际经验中深切体会到，假如公民的政治权利得到保障，他们的境遇将会完全不同，因而追求人权是他们的自然要求。由于教育水平和当代信息传播条件的提升，人权、自由、民主等概念早已不是什么高深的书斋问题，而首先是一些关乎民众利益的常识，所以，任何假定民众对民主冷漠和不关心的判断都是错误（至少是不全面)的。当然，我们的困难是，无法准确统计这一受侵害和具有强烈抗争意志的人群的数量，难以准确判断社会条件出现哪种变量的前提下，零星和局部性的抗争会形成整体性的力量从而有效挑战专制制度。但是从个体抗争到集体抗争，从经济争利到政治争权，是奠定中国民主变革社会基础的重要过程，而这一过程正在育涵着重要的民间的民主力量，这是不容忽视的现实。 与具有切身感受的民众相比，“社会话语权力”的结构性倾斜，使外国观察者、外交政策幕僚和制定者往往容易被专制国家中较为保守的的精英阶层的态度和观点所引导，认为社会主流人群并不思求变革，因此轻率得出“XX政局是稳定的”的结论。以权力为中心的利益分配格局下，由于精英阶层投身现实抗争所遭受的潜在损失比一般民众大，这一阶层不太可能成为民主变革的首先破局者（不表明他们排斥普世价值观），但另一方面，所有的社会阶层都会动态计算变局下的利益得失并以此进行政治选择，如果民间力量造成破局之势，多数社会精英基于这样的动态计算而改变政治选择并不奇怪，甚至可以说，一旦民间力量的某一部分通过抗争形成政治破局，不仅一般社会精英，就连统治当局内部较为现实、理性的官员都会从传统权力体系中裂变出来而成为支持民主变革的力量，到那时，变革社会不会缺少大大小小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我认为，这种由民间变革力量的局部成长形成政治破局、从而迫使社会精英和统治当局裂变出支持民主变革的力量，是将来中国民主变革可能性较大的模式，也是我们努力争取实现的模式。但我不得不承认，这样的预测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同时，统计学上的困难也使我们无法确切判断当下现实离政治破局的距离，因此，即使是长期研究中国社会现实变化的人权、民主活动人士，也只能以较为审慎的态度来预测中国政治变革的临界点，这样的审慎是必要的，它可以使我们更为注重民间社会的发育而避免陷入浮躁和盲动，但是另一方面，几乎所有专制国家的崩溃从外部看都是突发性的，它的到来往往出乎人们意料，这一点，我曾与苏东波变革中的领袖人物有过交流，有当事人认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变革来临时，他们没有足够的心理和政治准备，因而对变革感到仓促和忙乱。这说明民间的潜在变革力量——“水面下的冰山”——往往被忽视，尤其容易被国际社会忽视。 骆家辉的访谈观点其实并不新鲜，类似表述早已不仅限于海外异议者，国内的网络上也技巧性地存在大量类似的观点表达。骆家辉的表述之所以重要，因为他站在美国官方观察者的角度形成了这样的判断，而且他具有影响美国政府及政治人物的独特优势。他的表述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两条：一，中国政局非常脆弱；二，中国存在反抗专制的人民的力量，而这一力量的政治显现，在等待“具有特别意义的事情”作为启动的第一个环节。事实上，我认为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已经开始表明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民间力量的重视和尊重，表明这一力量不再被国际视为一种可有可无的零星抗争。骆家辉的表述则再一次表明：尽管中国政府对于民间力量进行严酷的打压和封锁，使抗争处在十分艰难的阶段，但民间的潜在能量逐渐引起国际重视，而国际重视本身肯定将会以各种方式对中国民间的抗争形成助力。2007年出狱后，我在很多国际场合表达这样的观点：在评判中国未来政局变革因素时不将民间力量纳入视野，会造成重大预判失误。判断中国民间抗争潜在能力时，我们不能只看中国每年几十万起的群体事件（尽管这本身足以被称为世界奇迹），还要看民众对于政权的真实态度、普世价值在中国社会的传播速度、民意聚集与表达的方式和强度、政府形象和权威的丧失等等。当一个社会涌动着大量期盼变革的暗潮时，促使全面破局的某一未来事件其实并不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它将在某一时间段内产生，与这一破局的临界点相比，我更看重普世价值在社会中的被接受程度、维权抗争的广度和深度、公民个体或小型团体间的交流、讨论乃至争论、社会各界形成改革共识的进度、国际支持与声援等。 我想，骆家辉作为美国驻华大使，他不再只将自己的目光投射于中国的权力体系，而是将目光同时投向了民间，意识到有一种力量正在无可阻挡地暗暗成长。未必骆家辉的观察视角比别人更为独到，这是民间潜在力量开始显现的结果。西方世界开始形成这样的认识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变革必定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国际社会应以更为准确、全面的视角分析、判断中国现实，对中国的政治变局早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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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杨建利 on 一月 18, 2012
我对刘迪原本所知甚少，尽管我曾在北京住过几年，却与他缘悭一面，只知道他是1976年四五运动事件中的著名人物小平头。我从来没想到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他产生联系，并让我的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 今年9月份，我的办公室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我，北京的小平头——刘迪先生身体状况不好，他想在生前到美国看一看，朋友问我可否为刘迪赴美想想办法。出差回到办公室后，我与这位居住在美西的朋友取得联系，问明了刘迪的情况，才知道他的身体状况比我想象的要坏得多，当时他躺在病床上已不能起身，鉴于这种情况，如果来美访问，不仅需要特殊的签证渠道，而且护送和护理也是很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刘迪此前从未来过美国，第一次签证需要本人亲自去使馆面谈，而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了。 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向朋友坦白地表示无能为力，并向朋友和刘迪表达了歉意和遗憾。那段时间很忙，几次外出，却突闻他于10月19日去世的噩耗，享年仅61岁。 在他的追悼会结束后，我终于找到时间坐下来翻阅刘迪的资料，这一翻阅，便生出极大的惭愧。从事民主运动20多年，应该说对于民运这个圈子的朋友大体上还是有所了解的，但我必须坦白自己对刘迪知道的太少了。由于缺少直接的渠道，迄今为止，我对他的了解仍主要限于网络上能够获得的信息，但这已经足够。看过之后不由感叹，如果说刘迪先生的一生是为中国的民主奋斗的一生，这是一点都不夸张的。人们大多记得1976年四五运动中的那个小平头，但多数人并不知道，他在1979年考上南京大学历史系后，听说邓小平要镇压民主墙运动，为表示与正在参与编辑刊物《北京之春》的同仁共进退的决心，毅然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八十年代，刘迪与陈子明、王军涛等朋友一起创办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八九学潮开始后，他作为学生顾问，坚守广场纪念碑，并参与筹组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六四后，刘迪被捕，出狱后热心帮助六四失学学生及良心犯家属。1992年，因为组织“六四千日纪念”，被北京警方长时间殴打。多年来，刘迪长期受到政府“关照”，没有工作，但他不向外界求助，反而给一些受害人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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