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光诚事件的一点思考(四)

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假如一个国家要和中国维持正常的经济贸易关系,这个国家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就不能采取很强硬的立场,就不能用人权的议题惹怒中国政府,以免来自中国的经济制肘。特别是,由于长期低廉的产品出口占据国际市场造成的中国相对美国、欧盟等贸易伙伴的贸易顺差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美国、欧盟出现债务危机期待中国的稳定借款,这样的国际经济形势强化了美国和欧盟的外交政策制定者的上述认识,也反映到各国与中国的外交实践中,中国政府也趁机做出一副老虎的屁股不能摸的样子,人权在国际社会对华政策中的地位每况愈下。

当人们普遍认为老虎的屁股不能摸的时候,愿意挑战而证明其反面的实际案例就变得稀缺,然而,老虎的屁股到底能不能摸,只有摸了才会知道。在这次陈光诚事件上,可以说,美国就这个人权迫害个案勇敢地摸了中国政府的老虎屁股,在其中所表现的果断的决心和行动多年来少见。结果怎没样呢?“马照跑,舞照跳”,一切如常,在以往合作的领域里继续合作,在以往磨擦但趋和的领域里继续磨合,在以往讨价还价的领域里继续讨价还价,在以往冲突的领域里继续冲突,贸易继续做,原有的贸易冲突不是因为陈光诚(也不是因为其他人权议题)、新增的贸易冲突也不是因为陈光诚引起。看来老虎的屁股并不是不能摸!但当陈光诚事件告一段落的时候,令人遗憾的是几乎没有观察家指出这一点。

其实,只要用心留意,我们就会发现更多的案例。当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于2010年10月宣布把当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的时候,中国政府用强烈的措辞谴责该委员会和挪威政府,并扬言将进行经济制裁(中国和挪威的主要经济合作领域是石油开发和挪威水产进口),一时间,许多观察家认为,挪威会为此次诺贝尔奖承受巨大经济代价。但是,2010年12月14日,也就是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后的第四天,中国国有企业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与挪威最大的石油公司Statoil签署了在北海开采石油的巨额经济合作协议。2011年5月我借出席奥斯陆自由论坛的机会,专门就挪威向中国出口鲑鱼的情况进行了解,因为刘晓波的诺贝尔和平奖后,中国政府曾扬言将减少挪威鲑鱼的进口量以对其进行贸易制裁。挪威商会的一位先生告诉我,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确因为刘晓波而减少进口挪威鲑鱼的额度,但是此项贸易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原因是,中国的进口商和有关地方政府部门“指导”挪威的出口商如何躲过指标限制,教给他们诸如通过香港转换进口地这样的办法,虽然贸易成本有所增加,但是微不足道,相当一部分成本由中方承担。基本上是“马照跑,舞照跳”,一切如常。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仅仅是些零散的个案,不能说明整体的问题。的确,严格地讲,大量案例都不能归纳地证明一个一般性结论,更何况少数几个例子了。那么,我们就进行逻辑分析,逻辑分析的能力可以弥补实践上的不足,有时比实践走的更远更深。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说明“老虎的屁股是可以摸得”。

首先,经济发展和繁荣—哪怕是表面的繁荣和蕴藏未来危机的发展—是目前中共当局要极力维持的,因为这几乎是这个政权维持统治的唯一合法性来源,也是维护稳定的资源来源。所以整个政权体制都不愿做影响经济增长、影响体制大船浮在水面上的事情,而国际贸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微小的扰动都有可能产生意向不到的大的效应。针对一个人权个案,尤其是他们认为不会给政权稳定带来直接威胁的个案,他们一般不会做出影响国际贸易的大的举动。中共领导人是进行精细利益理性计算的博弈者,包括购买美国还是欧盟的主权债券这样的政策制定的主要考量不是拯救别人而是帮助自己,不是情绪化的结果。

其次,大部分国际贸易都涉及到地方政府的权辖范围,而长年来,地方官员升迁的最重要政绩指标就是GDP,因此,他们一般不在意涉及国际形象的人权谈判上的让步不让步,更多地是在意招商引资能不能继续进行,GDP能不能维持。

再则,做生意这件事,最大的得益者是个人,是那些具体的官员和商人个人,一个生意要不要做、做多大、如何做基本上掌握在这些具体的官员和商人手中,如今在偌大中国你见过几个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利益的官员和商人?所以你谈你的人权,我做我的生意,两不影响。

所以,在相当的程度上,国际社会在与中国的人权外交中存在着自我强加的不切实际的恐惧,陈光诚的事件是应该可以帮助他们消减这种恐惧的。

对陈光诚事件的一点思考(三)

陈光诚的案子是中国近年来最臭名昭著的人权侵害案之一。在救援陈光诚的行动中,舆论的矛头基本上指向了山东省政府和临沂市地方政府及其有关官员,陈光诚出逃后录制的视频讲话也是向中央政府(尤其是温家宝总理)提出要求,请求中央政府审查处理围绕他所发生的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腐败、违法侵权和暴力犯罪行为,陈光诚进入美国大使馆后,在就陈光诚的前途处境与美国政府的谈判中,中国中央政府也同意了美方(暨陈光诚)提出的审查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要求,这一切似乎都说明,对这个恶劣的人权侵害案,中央政府并不负什么责任,责任全在当地政府那里。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

在中国,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捆绑的现象在相当程度上是存在的,使得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命令不能得到贯彻,但是这样的捆绑现象并不发生在所有领域,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事实上,在中国只有在对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控制打压的领域里中央的政策是不受地方政府捆绑的,不是“朝旨不出午门”而是一贯到底。换句话说,中央政府也许对山东地方政府的债务累计和暴力拆迁没有什么有效的制止办法,但是,假如中央政府不同意对陈光诚进行迫害,当地政府和官员是不可能做到他们这几年所作一切的。接近陈光诚案子的人士早就透露,陈光诚本人也在录像讲话中提到,其实,几年来当地政府和官员一直靠中央政府高达几千万的专项批款的资源的支持对陈光诚一家进行监禁迫害的,这甚至成了许多有关官员和被雇流氓的生财之道。
Continue Reading »对陈光诚事件的一点思考(三)

再谈对陈光诚事件的一点思考

我们高兴的看到,陈光诚与妻子儿女安全抵美,虽然留在中国的其他家人仍有巨大的麻烦,但是可以肯定,受到国内外各界高度关注的陈光诚事件开始从紧张的高潮上慢慢走入一个新的常态。这个时候再回望梳理,我们可以得到更多更有价值的启示。

虽然在短短的一个月里,陈光诚和家人经历了常人无法想像的惊险和波折,眼下仍有家人处在被残酷迫害的危险中,但是目前陈光诚的整体状况与他出逃前相比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善,即使陈光诚最终选择留在中国,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状况也会比出逃前好很多。当然,目前的结局是许多力量帮助和博弈的结果,但是主要的因素是陈光诚本人的意志力和行动力,没有陈光城本人拼搏的勇气,什么外力都没有用。这一点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改变自己受剥削、受欺负、受凌辱的状态,公民本人的勇敢行动是最为重要的,是无法替代的。

陈光诚2010年10月刑满,全家开始被监禁在家。2011年初,北非中东发生阿拉伯之春,中共当局为防止世界民主浪潮漫延到中国,在过度紧张中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进行全面打压,救援陈光诚的公民活动却在这样肃杀的政治空气中启动,探访、戴墨镜、车贴、贺岁卡、给具体施害者打电话、呼吁国际社会限制主要责任人国际旅行、、、救援行动一波一波地开展起来,尤其是陈光诚在郭玉闪、何培蓉帮助下最后的出逃,付希秋牧师等的国际援助,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的公民运动具备了反弹的能力,只要勇敢行动、组织得当就有可能在局部创造优势形成突破。

陈光诚的案子能有突破、最终能有一个大致令人欣慰的结局,国际媒体的关注和国际民主力量的支持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再次证明,公民抗争的个案是否有能力调动国际的关注和支持是能否产生突破和进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前年被迫拆迁户的“麻雀行动”、去年年底广东乌坎的集体抗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共当局以“国外敌对势力”的介入为借口对国内的抗争者进行威胁和打压,也使得国外的支持者投鼠忌器,但是我们仔细分析每一个具体事件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中共当局正是因为害怕国外的民主力量的介入使得其打压成本增高,才屡屡以此恐吓国内抗争的民众,一旦他们发现,抗争者真的有切实的国际支持,他们镇压的态度就会发生变化,常常是态度的软化。对抗争者最危险的状况是,稍有国际关注时遭到当局威胁而退缩回去,一般来讲,这时当局的报复是最残酷的,因为他们有了“国外敌对势力”介入的“口实”又不需要担心“国外敌对势力”真正介入给他们带来的镇压成本。对于抗争者来说,只要顶住压力渡过这个初期阶段的艰难,情况一般来讲会变得更好。乌坎村民抗争开始,引起一定的国际关注,当局就开始公开以“国外敌对势力”的介入进行威胁,乌坎村民顶住压力,继续设法邀请国际媒体的介入和报道,最终使他们的抗争成为国际普遍关注的事件,最后的良性结局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陈光诚国内的家人,大哥陈光福等,正在采取勇敢的行动进行抗争,我们要给予及时的关注和支持。

我一直认为,中共当局常用的打压口实“国外敌对势力的介入”是一个好的说法,因为久而久之,人们逐渐认识到,每当民众与专制政府和掠夺的官员冲突时,“国外敌对势力”总是站在民众的利益一边,“国外敌对势力”是好势力,其实这是中共帮国际人权民主力量做宣传。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已经认识到,“外国敌对势力”的真正介入往往对问题的解决有正面推动作用,所以国内抗争寻求并得到国际的支持和关注越来越多,这样一来,中国公民运动国内国外的界限最终会被打破,人们的心理观念也会突破恐惧的压力,对一般民众来讲,寻求国际民主力量对中国公民运动和民主化的支持就是自然平常的事情了。

联合国观察Morris Abram人权奖获奖答谢词(中文译稿)

(2012年5月29日,日内瓦)

各位贵宾、各位朋友:

谢谢你们给我这个荣誉。

从重要的世界人权组织“联合国观察”手中接过以他 的创始人Morris Abram命名的

人权奖,是一个巨大的荣耀。今晚,在各国重要来宾和各界朋友面前,我怀着谦卑和感恩的心情接受这个荣誉,并把它献给那些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人权侵害的受害者,献给那些世界范围内的日夜孜孜不倦、时刻面临艰难险阻的勇敢的人权捍卫者。
站在该人权奖的获得者的行列之中,我感到诚恐诚惶,今晚我也被置于Morris Abram的一生的巨大丰碑之下,他数十年在世界人权事业中的贡献使他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追随的光辉榜样。

与这些了不起的人物相比,我只是被中共的专制政权统治的接近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13亿中国公民中的一员,这个政权仅仅因为它的公民行使言论自由这样的基本人权而监禁、迫害和驱逐他们,这个政权对我们藏族、维族、蒙古族的兄弟姐妹实施民族压迫和文化清洗,对家庭教会成员和法轮功成员实施宗教迫害,这个政权输出专制模式在国际舞台上成为独裁者们的背后支撑,帮助伊朗,北韩,叙利亚等道德上破产的政权苟延残喘,使它们可以继续吸吮它们人民的自由和尊严。
Continue Reading »联合国观察Morris Abram人权奖获奖答谢词(中文译稿)

解决六四问题的重要性

不久以前,《议报》(即《公民议报》)、《北京之春》、《纵览中国》网站联合发起了“如何解决六四问题”的有奖征文活动,征文活动将持续到8月15日,9月1日公布获奖名单,目前这一征文活动仍在进行中,希望各界朋友不吝赐稿。

和以往的“六四”纪念有所不同,这次的征文活动主要关注点不是“六四”史料的发掘和“六四”的悲剧性意义,而是试图探寻“六四”问题的解决办法。23年来,“六四”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眼中的敏感话题,也是被长期禁止公开讨论的话题,但是严密的封锁并不能限制有关民间信息的流通,尽管中国社会缺少对于“六四”问题广泛而系统的讨论,但在中国人的私下谈话中,许许多多与改革有关的话题,最终都无法绕开“六四”这一个结。

23年来,各界对“六四”问题有很多分析和反思,观点分歧也大量存在,但很少有人否认“六四”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场巨大悲剧,除了上千北京市民和学生喋血街头的牺牲之外,更重要的是六四成为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拐点,它打断了原有的改革进程,而使中国走向了政治高压、权贵经济发展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六四之后,邓小平没有允许中国走向全面保守的道路,而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有限度地推行了一些开放政策,使中国民间局部领域的自由度有所扩大,这一变化增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空间,也使中共为自己赢得了一定政治伸缩空间。

但今天的中国已不是邓小平粗放改革的时代,众多所谓“改革深水区”的困境,其实是被屏蔽的六四问题的显现,比如民主化、反腐败、法治、自由等问题,都是在八九民运时期被突出强调却又因六四镇压而被压制下去的社会性话题,这些话题的被压制,导致23年来的跛足改革越来越不符合时代的需要,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的脱节越来越严重了。如果想全面看清中国政治问题的弊端所在,以六四作为起点进行考察,是一个最好的切入点,也是殊为关键的角度。
Continue Reading »解决六四问题的重要性

丹麦政治研究中心2012年度自由奖获奖演讲词(中译稿)

各位朋友、各位贵宾:

我以谦卑的心情接受丹麦政治研究中心2012年度自由奖,这个没有预想到的荣耀令我倍受激励。我深深知道,这个重要的奖项是为那些为捍卫个人自由和基本人权原则而持续奋斗的人们而设。此刻,我作为获奖人站在你们面前,浮现在我眼前是那些在我的祖国-中国-坚持抗争的兄弟姐妹,是缅甸、古巴、埃及、伊朗、北韩、叙利亚、越南等国家追求自由的同道,他们日日夜夜的奋斗和异乎寻常的牺牲精神使他们比我更配得上这样的荣耀,我是在这样的认知下接受自由奖,诸位可以理解我此刻的谦卑和慌恐。这尊用柏林墙残片做成的奖牌很重,我感到肩上责任的份量。去年的获奖者Yoani Sanchez是古巴著名的异议作家,在艰难危险的、自由被压缩几乎为零的空间里,她每天发出有关世界上最令人窒息的专制社会之一 -古巴-真相的声音。今年我有幸加入她的荣耀,令我感到激励。

我从丹麦政治研究中心手中接过自由奖,更加感到这份荣耀的份量。这个年轻的智库在对世界范围的自由和正义的支持中表现的远见、使命感和热情使其脱颖而出,赢得同行的认可和世人的尊重。它的自由奖更加我坚定了我对我同胞的忠诚、对从天安门广场倒下的烈士那里继承的民主事业的投入和与基督徒、法轮功、藏族、维族、蒙古族的弟兄姐妹站在一起反对宗教迫害、民族压迫、文化清洗的决心。所有这些族群的人权在中共专制统治之下遭受了无法表述的侵害,中共63年的统治残害的生命人数超过了斯大林和希特勒所做的总和,而这个政权在今天输出专制模式成为世界范围内独裁者的背后支撑,帮助伊朗、北韩、叙利亚等政权苟延残喘。中共政权对人的尊严的蔑视正在挑战者人类文明的根基。
Continue Reading »丹麦政治研究中心2012年度自由奖获奖演讲词(中译稿)

陈光诚事件是检验政治改革意愿真假的试金石

长期被非法禁锢在家的山东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4月22日在网友的帮助下出逃,并于4月27日公布了视频讲话,就自己遭遇和处境向温家宝总理提出了“依法惩治罪犯”、“依法保障家人安全”和“依法惩治腐败”三项要求。

众所周知,陈光诚因揭露山东省临沂地方政府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野蛮非法行为,以及试图通过法律手段帮助受害者,开罪当地政府,于2006年被以故意破坏公物 和聚众扰乱交通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当陈光诚还在狱中的时候,当地政府就开始非法软禁他的妻子袁伟静,并用暴力非法阻拦前往探视的海内外人士。陈光诚2010年9月刑满出狱, 按照法律,他应该成为自由公民。但是陈光诚从此一直被当地政府禁锢在家,包括他的妻子和6岁的女儿陈克斯都被禁止自由外出,至今已经超过一年半,女儿更因此一度无法入学。所有试图前往探视的朋友、律师、 网民、国内外媒体记者、世界著名影星等等,毫无例外地遭遇当地政府组织的暴力 阻拦,被殴打,所带物品如食品、照相机、汽车、证件、提包等或被洗劫或被损坏。

陈光诚于4月22日成功从家中逃离禁锢之后,当地政府官员在4月26日非法翻墙闯 入陈光诚的大哥陈光福家中,用棍棒和铁锹殴打其家人。陈光福和他的因正当防卫而砍伤入侵者的儿子陈克贵被抓。4月26日和27日,帮助陈光诚出逃的两名网友郭玉闪、何培蓉也分别在北京和南京被警方控制,说明事件并非仅仅是山东临沂地方政府的孤自行为。
Continue Reading »陈光诚事件是检验政治改革意愿真假的试金石

第七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开幕词(中译稿)

(翻译:田鼠)

(2012年4月19日,美国加州长堤市)

我怀着振奋的心情欢迎诸位来到第七届族群领袖研习营。各位跨越了遥远的距离,尤其是遥远的心理距离来到这里,其中需要克服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每每想到这里,我都不禁感到深受祝福和鼓舞。我深深理解,与本世纪初我们举办首届研习营相比,如今我们所面临的需要跨越的障碍并不曾因为时间的前进而有所消减,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为族群融洽平等、为彼此的人权、幸福和尊严而携手所建立的基本精神将代表我们的未来,我们共同的未来。

2000年,当我们刚刚开始这项尝试的时候,我们深知我们选择了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其艰巨性让我们心里对我们到底能够坚持多久并不十分有底。十二年过去了,七次重大的聚会以及以研习营的宗旨为主线展开的许多工作或许可以让我们感到些许自豪和快慰,然而,回过头来看我们走过来的路,我心中对许多像美国民主基金会和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民主同道们那样有良知有远见的人们充满了感激,如果没有他们坚定不移的支持,我们在这条路上是否能够走这么远是值得怀疑的。 还有,至为重要的是,在座的研习营的出席者们所代表的人民和族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从未有一天放弃过对自由和尊严的追求,他们的奋斗和牺牲精神是我们最主要的动力来源,陪伴我们在艰难路程上跋涉,引导我们步步向前。

在以往的6届研习营和围绕着研习营的宗旨所开展的工作中,我们承诺并履行了如下原则:尊重民族、文化、宗教以及地域族群之间的差异,拥抱人权的普世价值,为了实现我们共同的民主未来团结奋斗;我们持守非暴力的原则,以善胜恶;我们保持密切交流沟通,互相宽容和理解,致力于消除误解和仇视、追求真相、实现和解并彼此关爱;我们关注彼此的人权状况并彼此奥援。在此,我想用这些通过艰难困苦的努力而达成的原则和成果激励在座的各位,这些原则和成果是我们今天共同前行突破困境的指导,“共同前行、突破困境”正是本届研习营的主题。

一年前,第六届研习营在离此不远的洛杉矶举行。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经历了中共当局对各族群人权民主人士以及异议人士的持续的残酷打压,我们也经历了像藏人自焚那样的史无前例的决绝抗争。在未来的三天里,我们要在一起认真研讨我们彼此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共同突破困境的策略。

在过去的一年里,在我们的研习营所涉及的区域里有两个重要选举,一个是台湾的总统大选另外一个是香港特首的选举。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会听到有关这些选举的报告以及关于这些选举对台湾香港的人民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族群人民的影响。我们非常幸运,有两位知名教授,一个来自美国大学另外一个来自中国大学,给研习营讲座,他们的讲座将会给我们许多启发并增强我们工作中的的思想能力。我们出席者中的出色代表热比娅女士将会给研习营做题为“通过互相理解和合作推进民主”的主题报告。非常令人鼓舞的是,有三位高中生出席这次会议,向我们报告她们作为天安门第二代追求自由和关爱被压迫群体的工作和心得。这届研习营,也得到了世界民主同道的关注和支持,一位来自中东的非暴力倡导者、民主政治领袖还有一位来自缅甸的年轻民主领袖将会与我们分享他们彼此的宝贵经验和教训。最令我充满感激和振奋的是,达赖喇嘛尊者将会接见研习营的全体出席者和工作人员,我想在座的每一位朋友都和我一样急切期待着尊者的教诲。

在此,我宣布第七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正式开幕。

让这届研习营奠定我们继续共同前行突破困境的基础。

谢谢各位。

食品安全的症结所在

4月9日,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赵普等多位媒体人士发微博称,根据调查记者的爆料,老酸奶(固体形态)和果冻不能吃,尤其是孩子,“具体细节很恐怖,不便透露”。

中国的食品问题是个老问题,周勍先生几年前出版的《民以食为天》一书,对中国食品安全状况做了很具体的调查和记录,可以说是一本系统讨论中国视频安全的书,对各种有毒食品的生产和危害性做了披露。几年前,三鹿毒奶粉事件引起极大影响,中国食品不仅危害成年人,而且直接危害儿童健康的问题让人感到触目惊心。其实,老酸奶和果冻的危害问题,网络上早就有谈及,赵普的微博只是把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程度。

地沟油、毒大米、果冻、纸包子、三鹿奶粉、有毒蔬菜……几乎所有的食品都不再安全,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

可以说,官商勾结、道德失范、市场紊乱、监管不严等都是导致有毒食品泛滥的原因,正是由于非单一原因的存在,才使有毒食品的解决显得如此困难,工商、食品部门倒也不是没有采取行动,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导致有毒食品泛滥的原因中,我想强调新闻自由和法治这两个原则。
Continue Reading »食品安全的症结所在

“如何解决六四问题”有奖征文启事

今年,是“六四”二十三周年。

目前的中國,暗潮涌动,势不可遏。愈平历史创伤,解开“六四”死结的契机,已经隐然呈现。其不可抗拒性,各个阶层、各种利益集团甚至中共高层本身,都意识到了。“六四”不获正义,亡魂不暝,国运不靖,国难未已;而拖欠愈久,代价愈大。事至今日,萬竅風生,是时候了。

然历史恩怨,盘根错节,纠结深广。如何解决六四问题,是庞博复杂的政治法律过程,是中国转型正义的枢纽。它需要参考世界历史在此类问题上的丰富经验教训,需要考察不同立场和原则、解决时机和步骤所带来的不同政治社会文化结果,权衡比较,折冲樽俎,高瞻远瞩。需要极高的智慧,集思广益,疏解人心,导正历史。其成败利钝,都将影响深远。

有鉴于此历史临界点所嘱托的责任,《议报》(公民力量)、《北京之春》和《纵览中国》三家杂志社决定联合公开有奖征文,希望各界人士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如何解决“六四”问题发表看法,广拓空间,贡献睿见,以启迪思考。有奖征文活动于4月15日正式开始至8月15日结束。投稿一经接受将由《议报》、《中国之春》和《纵览中国》同时发表,获刊登文章将获得正常稿酬。三家杂志社将从发表的征文中评选出一、二、三等奖文章若干,分别发放1000美元、500美元、300美元的奖金。9月1日将公布获奖名单。

我们希望听到关于“如何解决六四问题”的建设性和创造性意见。期待您的参与,征文请发往:[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