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cles from 一月 2011
Posted by 戴晴 on 一月 28, 2011
1927年7月之后，中共的总书记、“文化启蒙先驱”陈独秀，无论对共产党、红军还是红色政权，已经不再有任何影响——应该说，之前也没有多少。这是因为，自1921年“共产国际”派员与中国激进左派知识人正式接触并成立“中国支部”以来，中共这边与其上级领导的直接联络，从来不曾中断。令我辈问史人每每头晕的一个接一个或亢奋或沉稳的迭次共党领袖，基本全照这个或者那个“鬼子”（此亲切叫法见李德《中国纪事》）事无巨细的直接指挥行事，无论他们以各种掩护身份驻上海，还是远远地在莫斯科（后来干脆称他们为“远方”），包括“五届临时政治局负责人”（张国焘、瞿秋白），“六届总书记”（向中发），“中央行动委员会头头”（李立三）、“代理总书记”（王明），以及代理总书记指定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直到1934年9月。 1934年9月发生了什么事？按照李德说法， 中央委员会上海局连同电台，都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了。这样，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联系完全中断了。由此而来的中央同外界的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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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中国农村, 共产党, 真如神, 红军, 红色政权, 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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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戴晴 on 一月 18, 2011
1927，这个国共彻底翻脸的年份，因为两边几十年来惯以“官史”告喻后世，所以一些基本国情，从民间扣问的角度，仍需交代——为我们接下来讲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做铺垫。 一是国民党左右两派在“联俄”“容共”与否大大地闹了一场之后，终于定都南京，开始了民国的中央政府。也就是说，该武装集团至此终于有了自己的行政、外交、军队与警察，并且依“法”责令民间纳税养着——当然此“法”是拿枪的人想怎么定就怎么定。 二是“中央”虽然开始“号令全国”，但就人心收复而言，还差得远。相当一批豪强对南京面上敷衍，私底下则是自己的打算——位居“中央”者究竟希望他们生，还是希望他们死，比如蒋中正对陈济棠、何健、王家烈、刘湘、龙云……何时拉拢何时摧折，桩桩在在凸显于红军长征第次经过的粤、湘、黔、川、滇……拼搏，直到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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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井冈山土地法, 基本国情, 容共, 将军, 真如神, 联俄, 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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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戴晴 on 一月 12, 2011
除了我们常说的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廖仲恺等等，没有证据显示广州军政府对 “联俄、容共”有什么现实考虑之外的兴趣，更不要说俄式的“扶助工农”（无产阶级革命）了。 与26岁就授衔中将的周恩来无法相比，军校出身的蒋中正一直无缘出头，直到陈炯明发表了他对国民革命和建国方略的独立见解。蒋介石终于等到机会登上永丰舰，“侍护（未来国父）40余日”、“取得信任和器重”，最后在鲍罗廷超乎常规的提携下，一路砍掉曾经的上峰、袍泽、恩师（包括“禀为师保，悉听尊命”的鲍顾问），到得自觉羽翼已丰，立即用计甩掉“总理”留给他的联俄容共绊羁，以及滞留多年的“参谋长”头衔。到了1927，终以“革命军总司令”之威，陡然变脸大开杀戒，踏上以铁血争逐最高权势的毋庸置疑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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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签：列宁, 国民革命, 宋庆龄, 广州军政府, 廖仲恺, 毛润之, 苏俄, 蒋中正, 陈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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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戴晴 on 一月 6, 2011
说长征之前，先说说1927年。 进入现代，中国之国运，曾在几个特别的年份，历经了重大突变继而转折——庚子（1900）算一个，这本是中国有可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一次机遇。接着，就是那场仅在形态上结束皇权统治的辛亥（1911）了。如果往下数，依笔者有限之见，该是1927、1946和1989。有人可能会说，你怎么把1949给漏了，瞧去年大庆那阵势！怎么敢漏？只不过60年前那一场，固然也是军车、彩旗、口号，包括怀仁堂的选举和天安门城楼上的宣告，怕是只属于武装夺权而后之盛典——和上边说的几个年份相比，就整个社会所经历的巨大惊骇、深度思索与价值重组，就算不上什么了。 1927，这是中国新派各色人等“咸与共和”历时十六年之后的那个年头。更是以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为依托的共产国际，将阶级与政党——特别是阶级斗争与政党领导下的武装——输入中国而后约五、六年（以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金斯基到上海分别会见孙逸仙和陈独秀计）的当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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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戴晴 on 一月 3, 2011
盘点2010年要闻，真如倒翻五味瓶：有震撼、有悲恸、有瞠目，也有恨得牙痒痒……但其中一桩，不知行为者和记者想在观众心中唤起什么，也不知该把它叫做正剧还是闹剧，当属“正司局级干部重走红军道”了。这年头，堂堂中共中央组织部为“干部健康成长”想出这么一手，真是佩服得很。说“丢份”吧，嫌份量过轻；“反串恶搞”或许比较靠谱——“大规模党性培训”啊！ 司局长们哪儿不能找乐，反正有人供着：公车、公宴、公费全世界乱转，倒也罢了——笔者本人亲眼见过的一桩，是咱们天朝公务员在白宫门前嬉皮笑脸地搂着克林顿夫人的纸制人形拍照——无奈这帮富贵闲人，到了2010年，又玩出花样：“身穿红军服装，头戴红军帽”“集中学习党性”。老实说，这帮所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文化程度高，能力也非常强”的司局长们怎么顶盔戴甲闹着玩，中纪委、监察部视若平常，我们掰着指头算菜金的纳税人，本可咬牙闭眼只当路边屎坨一堆——不是连“天上人间”都忍了么——无奈人家到井冈山玩培训的，是中组部千挑百选的“未来的执政骨干”。中国到了今天，这个政该怎么执，怕不是“黄洋界朱毛红军挑粮小道”上出几身汗就立地开窍吧？至于玩一把“当红军”，让他们“回归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心灵得到洗礼、震撼”，怕也无法解纽今日中国的贪腐与资源环境危机。至于拉上井冈山的朱、毛两彪人马怎么从国民革命军、工农革命军变成了红军？井冈山的红军和后来瑞金、遵义、直罗镇的红军什么关系？从九一八到七七，民族危亡关头，中国人之间怎么打得如此酣畅淋漓？……“正司局级”减肥之余，有没有接触？有没有细想？有没有谁敢（或者有兴致）问个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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