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belonging to Category 关于长征
Posted by 戴晴 on 九月 26, 2011
依照传统文本，在“历时两年、行程万里”的长征里边，最光耀并且意义重大而久远的，非遵义会议莫属。因为： 1）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2） 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3） 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 4） 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这说法始自1938年毛泽东笃定获得国际认可、开始攀向权力最高峰之际。那时节，他已经有了新的辅弼：刘少奇、高岗、彭真，康生也正踢掉王明贴上来。这帮冉冉新星干的——如果不能说第一档子事，无论如何也是“打底”的——就是以薅住“政治正确”为目标“搞掂”历史（即所谓“第一次提出中央的政治路线”）：党出世已十多年，“总书记”长长短短也六个了。一路跌撞，哪些须大书特书、哪些必三缄其口，什么人须打、什么人要拉过来……哪些“派得上用场的”要特别挑出来阐扬——比如遵义会议。但话须说得圆乎，人才通过斗争涌现：胡乔木脱颖而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创作完成[1]。到1978年，虽经伟大领袖狠狠玩了一把，但终于再掌权柄的战友们，反复掂掇权力与民瘼，看准老旗子不能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创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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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戴晴 on 九月 13, 2011
黎平会议之后，三万中央红军改弦更张，开始按新的战略方针行进——“避免大的战斗，建立川黔边新苏区”。但“川黔边”在哪里？他们大致的决定是“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依照前两年新解密的蒋中正日记，为了把自己控制下的中央军部署在他心目中的“抗战后方云贵川……（遂）借剿共以安定西南，借剿共以掩护我抗日准备之决心”。于是，作为专门对付中央红军的剿匪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所辖八个师，也在此时转向贵阳附近，乘机从地方军阀王家烈手中夺取贵州的控制权。其实,就算没有解密日记，在陈布雷文档中，此意已然透露：湘江之役后，蒋介石听到（红军被迫进入贵州）后大喜，对陈布雷说：“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 这里，问史人其实触到一个大命题：声嘶力竭70多年的“艰苦卓绝的长征”，不过蒋某为对付地方军阀，找个开进的名目。到把红军赶到荒芜地带，即次年５月初进入雪山草地，主要意图既已达成，“顺带手”的剿共大致也可以收官了。这意思，中共这边其实早有了大义凛然的阐述——“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从这点看，通道转兵，西进黔川滇，毛蒋二人之意图，竟是相辅相成了。 据杨尚昆回忆，开辟新根据地的决心既下，抛掉坛坛罐罐，大包袱“红星”“红章”也合并为军委纵队，军团得以一路快步。20天之后，司令部进驻遵义。基本没有敌情。他们在那里“修整”了几天——长征以来第一次。1月15日，“声讨最高领导军事指挥错误”，继黎平会议之后，在一所黔军师长的宅邸接着开。 遵义会议已经说得太多。眼下顶要紧的，是扼着大家喉咙的中共十八大就要召开。此时回顾遵义，忍不住想说说该伟大会议里边一直没怎么引起注意的一层意思——这是一次多么生动的英雄聚议呀！君不见，一把手博古做了“报告”之后，同一班底的明智者（周恩来）放下身段作缓和火药气的“副报告”，随后洛甫开始他直抒胸臆的“反报告”。一肚子韬略、有准备、有心机（我们先不称“野心”）但资格稍逊的“与会者”（毛泽东），也有机会按照程序正式发言。如果，在即将召开的十八大，胡总背书之后，在世界上放出那么些普世价值大话的“宝宝”对自己同胞来个“副报告”；“反报告”……通观十七大政治局，似乎没有哪位有胆就他们当政十年的贪污、滥权、不作为反问胡总几句——虽然俞正声、李克强可能“心里明镜儿似的”。不知明年李锐精力怎样、也不知辛子陵的党籍能否保留，但如果秦晓、刘亚洲他们能找个名目挤上去如当年毛泽东那样说几句，中国这盘棋不就活了么？ 好啦，遵义会议，言归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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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戴晴 on 九月 1, 2011
据官方《毛泽东年谱》，1934年10月10日晚上，毛泽东随着86000人的大队，“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 那时节，他在党内的地位，按照正史的说法，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顶点”的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不在四人常委之列。当选常委而进入决策核心，要到一年后的遵义会议上。虽然也算是党内高干，要害的党务军务没他什么事。分派给他的，是“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很像后来朱德、董必武等所处之虚位：参加个代表大会，发布个“五一节宣言”，做个《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报告什么的。 长征前一系列决策，包括上报国际并得到批准的“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以及“最高三人团”成立，他都无缘与闻。为调开围剿军而向浙赣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队”（旋即失败），以及那篇由他打头署名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发表抗日宣言》 ，跟他都没什么直接关系。到8月底，眼见打破第五次围剿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他提出“向西，打湖南”，没人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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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戴晴 on 四月 28, 2011
现在我们回到造神毛泽东。 1964年，当肖华充满情感地写他那部《长征组歌》的时候，上边的故事，特别项与年以及我们后边特别会说到的莫雄第四剿共保安司令部“主任参谋兼清乡委员长”卢志英，他难道一点都不知道？ 但他无论如何应该知道1937年春夏之交刘少奇的那个报告吧——《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中共成立已经16年，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开了六次。刚刚脱离危难找到立脚点，刘即毫不客气地将矛头指向届时总书记发迹之始的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因政治路线错误，导致“白区工作损失几乎百分之百”。 对这一石破天惊的说法，毛当时采取“有倾向的调和”（高华语）。而事后局面的发展证明，就算唱主角的刘少奇当时没有百分之一百料到，此次以评点历史而挑战在位总书记张闻天，确为延安整风和毛泽东登上权力颠峰的开场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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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戴晴 on 四月 11, 2011
中央红军在1934年10月中匆匆上路。其缘由，到1990年代，业内外基本有了共识，那就是由《项与年》、《莫雄回忆录》、《英雄无语》等或纪实或虚构文史研究所揭示出的一位“五色”（或称“红白两道”）好汉的故事：1934年秋，蒋介石意图一锤砸下彻底剿灭江西红军之绝密“铁桶合围计划”，关键时刻落入红军之手——八万赤匪，带着火炮、电台、印刷机，外加爱妻、伤病要人，赶在合围完成之前，悄没声儿地从手指间溜了！ 于是乎，时至今日，再把长征强说成“为抗日而做出伟大的战略转移”，怕是太为难中小学历史老师了。 但是，这位红白两道好汉何许人？他为什么如此做？做了之后怎么几十年不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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