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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回到造神毛泽东。 1964年，当肖华充满情感地写他那部《长征组歌》的时候，上边的故事，特别项与年以及我们后边特别会说到的莫雄第四剿共保安司令部“主任参谋兼清乡委员长”卢志英，他难道一点都不知道？ 但他无论如何应该知道1937年春夏之交刘少奇的那个报告吧——《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中共成立已经16年，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开了六次。刚刚脱离危难找到立脚点，刘即毫不客气地将矛头指向届时总书记发迹之始的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因政治路线错误，导致“白区工作损失几乎百分之百”。 对这一石破天惊的说法，毛当时采取“有倾向的调和”（高华语）。而事后局面的发展证明，就算唱主角的刘少奇当时没有百分之一百料到，此次以评点历史而挑战在位总书记张闻天，确为延安整风和毛泽东登上权力颠峰的开场锣。
在他的《万言书》里，杨永泰对“安内”，即“剿灭赤匪”，有他独特的方略。他认为，有主义、有根据地的“党军”，与冯玉祥张学良辈不同。对付他们，须“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并且随后在总裁首肯下发起“政治改革”和“新生活运动”。 就在这前后，时任江西剿共行营秘书长的杨永泰，碰到正在闲溜达于南昌百花洲公园里的当年故人莫大哥。 莫雄的经历跌宕起伏，我们这里只说1930年。那时，他随张发奎反蒋失败，介入的宋子文/张学良联合“反蒋抗日”又失败，正流落上海。时任财长的宋子文许他“一时没有合适职位，就在我部里挂个名吧。”在税警局长这个“闲职”上，不意间遇见国共翻脸之前曾在他的国民革命军11师任政治部主任、“头脑清醒、爽朗结实”的共产党员刘哑佛（即我们熟悉的鲁迅笔下刘和珍君的兄长）。“故友重逢、不胜欢喜”。这一欢喜不要紧，军委上海特科的严希纯、卢志英、项与年等，遂成与他亲密往来的朋友。李克农那里也搭上了线。 到了与杨永泰不期而遇，他已是介入闽变又失败、成了时任江西剿共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他的故事我们后边还要细说）的“食客”。莫大哥欣赏广东大同乡、茂名杨永泰“变革思想和魄力”；杨则爱他“军人见得多了，你这样不糜烂地方反而获百姓好感的有几个？” 基于此，杨秘书长表示愿意为莫大哥与蒋介石“驳线”，由他率先实施一项“剿共新政”。其要点是汲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共产党不是一个接一个圈“根据地”么？好，国府这边也不再剿了就撤，而是军政联手，针锋相对地也来一套“专员/司令制度”。据杨永泰对莫雄解释：“行政督察专员是文官，等于道台衔；又兼保安司令，是武官，等于镇台衔。一文一武，一手抓两印，几好玩的。” 莫雄上任。在严希纯的具体策划下，他的道台/镇台衙门几成上海中央特科分部： 第四行政公署 督察专员：莫雄 专署主任秘书：刘哑佛 情报股长、文教科长等皆为CP； …… 第四剿共保安司令部 司令：莫雄 副司令：陈修爵 （CP） 主任参谋兼清乡委员长：卢志英（其妻张育民，在南昌开设“女医生张育民珍所”，实则负责联络和交通） 情报参谋：项与年 …… 情报源源不断送到上海，德安的“剿共保安”也连连得手——当地红军投桃报李，佯攻佯撤，能不捷报频传么？直到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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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个人纲乾独断，不说中华男儿，古今中外枭强，哪个不为之心荡神驰？关键在手段与机遇。对蒋中正而言，36岁还踟蹰在大本营参谋长位置上，与前盟友共产党翻脸无疑是窜升第一步；联姻孔宋，立地信主，从此搭上美国与财界，可算第二大步。接着，操作二届四中全会，不但在国民党里边同时担任政治与军事委员会主席，搞掂各路军阀之后，更兼任国民政府主席和陆海空军总司令。党国“总裁”啊——镶嵌在千年专制古国之上的共和体制，怎能不以“训政”（“以党治国”）开端？ 造神毛泽东，不知诸位注意没有，这位“二十八画生”在湖南争取公民基本权利、呼吁联省自治，包括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接着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都不算什么大亮点，唯独政府对由他创建的江西苏维埃发动五次围剿，依照红色宣传家说辞，有他就赢、没他就败——特别是没他根本就走不出那两万五千里，才算是造神第一大基石。 五次反围剿，共军这边四胜一败，不说前三次正值“九一八”、淞沪抗战和19路军揭竿等令围剿当局一次次分心；不分析红军最玩得转的“打得赢就打 打不赢就跑”、“军政合一”（也就是以革命大义筹粮挖浮财）；不细说当时怎么开始截收敌方作战命令；不说第四次反围剿的指挥实际上是朱德、周恩来；更不提到了1933、34年间，瑞金苏区这块地方，五年间已经被劫夺得气息奄奄——就算没有顾祝同陈继棠步步为营地压过来，10万人的军队加政府，不走也得走……更不说到了1934年秋，无论谁当政，博古李德周恩来的三人团也好，毛泽东也好，蒋介石全力投入的“第五次围剿”，绝没有“粉碎”的可能。 何谓全力投入？投入军力150万、步步为营向瑞金推进的“规模巨大、部署周密”的“铁桶合围”计划是也。用蒋中正自己的话：“毕其功于一役”，“剿共大业胜券在握”。 说到这个计划，不能不说说大陆宣教书上几乎没有出现过的人物——报人出身、曾为政学系台柱的茅庐政客、从来不曾带兵、时任江西剿共行营秘书长的杨永泰。蒋蹿红之后，他以上《万言书》的方式，提出“削藩论”、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略输文采”的蒋中正只觉眼前一亮。 杨畅卿被后世称做“总裁身边卧龙先生”，也是我们要说的破“铁桶合围”之莫大英雄故事的直接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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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在1934年10月中匆匆上路。其缘由，到1990年代，业内外基本有了共识，那就是由《项与年》、《莫雄回忆录》、《英雄无语》等或纪实或虚构文史研究所揭示出的一位“五色”（或称“红白两道”）好汉的故事：1934年秋，蒋介石意图一锤砸下彻底剿灭江西红军之绝密“铁桶合围计划”，关键时刻落入红军之手——八万赤匪，带着火炮、电台、印刷机，外加爱妻、伤病要人，赶在合围完成之前，悄没声儿地从手指间溜了！ 于是乎，时至今日，再把长征强说成“为抗日而做出伟大的战略转移”，怕是太为难中小学历史老师了。 但是，这位红白两道好汉何许人？他为什么如此做？做了之后怎么几十年不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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