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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戴晴 on 九月 7, 2011
眼下我们已经知道，“湘江之战，共损失近38000人，而且主要是骨干作战部队”——这是人员。器材呢？有专业研究者给出：带着上路的大功率电台，此时几乎悉数被毁，“只剩15瓦和稍大一点的共40余台”。也就是说，从通道到遵义，中央红军的情报与通讯，只能维持在这样的装备水准上，比如新近推出的献礼作品里提到的30日深夜，周朱如何在湘江边的指挥部，收到红一军团报告“难以固守，催促过河”的电报。 除了军团内部通讯联络，有情报么？ 四方面军的宋侃夫对此有过回忆：他们那时在正湘鄂西根据地，也就是说，有大功率电台、有汽油发电机和蓄电池、有比较从容的环境，得以“通过咬住贺国光部，最终破译了蒋介石的密电……掌握了中央红军周围大量敌情……与中央红军约定时间通报”。此说为一方面军的破译家曹祥仁所证实。他说的是：“中央红军在行军中很难收听到敌台，你们的情报起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起码在“通道转兵”前后，二局高手曾希圣和曹祥仁，对敌台的截获与破译，因为器材、能源和环境，难于起作用。1 宋侃夫所说“敌情”，不知道是否包括“何键张开口袋”。如果有，这边的收报人，也只能是最高三人团下辖的中革军委指挥部——如果收报员不照规定逐级上报而直接交毛泽东，那就该受军法惩处了。 或许，“何键口袋”，再加上黔军“双枪兵”（即步枪之外还都带着大烟枪）之不堪一击，另有渠道直达毛泽东？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在通道、黎平激烈争论的时候，他不合盘向同志们端出，而且直到今天还瞒着？ 眼下，“通道转兵”、“黎平会议”（更有马屁精把惨烈的湘江之战也搭上），全都成了“奠定了毛泽东领袖地位之遵义会议”的序幕——也就是说，“真如神”的这位“马克思加秦始皇”，从那时候就正确，一直正确到遵义、正确到雪山草地、正确到甩开张国焘、正确到延安整风、到抗战中自身大发展……直到“光芒万丈、光焰无际”的文革。 “大救星”如此“一贯正确”，大家对他当然要遵奉礼拜。如果说，在艰难危险的创建阶段，他的同志们“为了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甘愿如此；到稍后领教了他手段不敢不如此；到共和国拿下的堂皇时刻，或乐得、或暂时敷衍他而如此……再后来，到了他外行的经济建设领域，到了千万农民俄死、他自己的孩子据说也一周吃不上一块肉的景况下，怎么好几亿中国人，从总理到科员、从总书记到小组长、从元帅到士兵、从委员长到夹边沟的囚犯……无不觳觫于他不仅不容置疑，连无意的轻忽也将招致杀身之祸的霸道之下？ 到今日，太祖殡天好几十年了——“太阳最红 毛主席最亲”依旧响彻神州。随着权力衣钵经指定下传，接班的列位对红色圣上曾经安享的生拜冥祭也馋涎滴滴。颂圣外加诛心造神，在今日之中国，仍是人欢马叫、云蒸霞蔚——趋利抑或无可救药的痴愚？ 最近有文章披露（王清波《卢志英事迹考略》《中华读书报》 2011年07月13日），刘少奇发轫之始的那个“白区党组织损失100%”是不确的：就在湘江激战时刻，受当时依旧活跃着的上海中央特科派遣、潜伏于“追剿前敌总指挥”薛岳司令部的卢参谋志英，已于12月1日抵达通道一带。卢志英那时在共党内的身份是“军事特派员”，任务是“赶赴贵州搜集情报，帮助地下党组织力量，保证红军顺利通过贵州”。 我们已经知道，他是否和他的战友项与南，一个半月前曾敲了门牙、妆成乞丐，直奔瑞金报告“铁桶合围”，卢志英这回是否也执有同样重大而准确的薛岳指挥部情报？在那紧急、纷乱的情况下，他见到了谁——他最熟悉的特科前领导的钱壮飞、李克农、周恩来，还是毛泽东？ 最为诡秘的，在车载斗量的毛泽东传记与周恩来研究里，对此，没有一处说起。 关于中革军委下辖无线电营长征途中的工作环境：“无线电队的任务是确保军团首长与中革军委及所属部队的通信联络。那时的电台装备比现在笨重多了，光是一台 收报机和一台发报机就有４０多斤重，６０斤重的蓄电瓶有６个，还有一个充电机，约有９０斤重，其他还有机器零件箱和汽油瓶等，所有这些都要用人力运输。” 有一则回忆提到“通道转兵”前后“两通破译密电”： 12月12日淩晨，军委二局破译了国民党军第1兵团总指挥刘建绪部署截击红军的密电，内容为在通道县以北的绥宁地区构筑封锁线，防止红军“北窜”。当日 19时30分，中革军委根据敌情调整了行军路线，命令全军继续西进。同时，敌情也使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坚定了支援毛泽东转兵贵州的决心。12月15日， 中央红军占领黎平。12月16日，军委二局破译的敌人密电证明国民党军的企图仍然是要围歼红军於北上湘西的途中。 ——如果属实，或许可以理解为此两通仅为“局部零散情报”而非核心计划，只要毛泽东那样的大家方可据为战略决策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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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戴晴 on 九月 5, 2011
近日来，电影《通道转兵》忽然火爆。个中缘由么，当属为90寿诞再添光彩——贫困县官员吃喝嫖游之外，竟然倚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正确”放胆玩新招：甩公款出镜过瘾。 想来这几块料粉妆上阵时候定是底气十足：唱红歌演红戏，人家重庆多少个亿甩下去，眼皮都不眨一下。湖南也要有所动作——卯足了劲宣教“圣祖伟业”，让P民个个“埋头拉车不问路”！ 问题是，“英明伟大”喊了60多年，怎么说也得来点新的。有人想起，“遵义会议伟大奠基”够劲是够劲，只是说疲了。官方史家不是还有一说么：“伟大奠基”实际上是近一个月前“黎平会议（12月18日）之继续”。 但在黎平在贵州，而不过几天前在湖南的通道，曾经有过一个“中央负责人的紧急会议”（12月12日），如果将其列为“黎平会议之先声”，“通道转兵”不就成了遵义先声的先声么？潇湘厂亮出彩旗——“毛泽东以其睿智的军事洞察力，敢于担当的道德勇气和天才浪漫的行事风格挑战权威，在风雨飘摇中带领中国红军走出了困境，找准了‘通道’，揭开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遵义会议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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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戴晴 on 四月 25, 2011
在他的《万言书》里，杨永泰对“安内”，即“剿灭赤匪”，有他独特的方略。他认为，有主义、有根据地的“党军”，与冯玉祥张学良辈不同。对付他们，须“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并且随后在总裁首肯下发起“政治改革”和“新生活运动”。 就在这前后，时任江西剿共行营秘书长的杨永泰，碰到正在闲溜达于南昌百花洲公园里的当年故人莫大哥。 莫雄的经历跌宕起伏，我们这里只说1930年。那时，他随张发奎反蒋失败，介入的宋子文/张学良联合“反蒋抗日”又失败，正流落上海。时任财长的宋子文许他“一时没有合适职位，就在我部里挂个名吧。”在税警局长这个“闲职”上，不意间遇见国共翻脸之前曾在他的国民革命军11师任政治部主任、“头脑清醒、爽朗结实”的共产党员刘哑佛（即我们熟悉的鲁迅笔下刘和珍君的兄长）。“故友重逢、不胜欢喜”。这一欢喜不要紧，军委上海特科的严希纯、卢志英、项与年等，遂成与他亲密往来的朋友。李克农那里也搭上了线。 到了与杨永泰不期而遇，他已是介入闽变又失败、成了时任江西剿共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他的故事我们后边还要细说）的“食客”。莫大哥欣赏广东大同乡、茂名杨永泰“变革思想和魄力”；杨则爱他“军人见得多了，你这样不糜烂地方反而获百姓好感的有几个？” 基于此，杨秘书长表示愿意为莫大哥与蒋介石“驳线”，由他率先实施一项“剿共新政”。其要点是汲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共产党不是一个接一个圈“根据地”么？好，国府这边也不再剿了就撤，而是军政联手，针锋相对地也来一套“专员/司令制度”。据杨永泰对莫雄解释：“行政督察专员是文官，等于道台衔；又兼保安司令，是武官，等于镇台衔。一文一武，一手抓两印，几好玩的。” 莫雄上任。在严希纯的具体策划下，他的道台/镇台衙门几成上海中央特科分部： 第四行政公署 督察专员：莫雄 专署主任秘书：刘哑佛 情报股长、文教科长等皆为CP； …… 第四剿共保安司令部 司令：莫雄 副司令：陈修爵 （CP） 主任参谋兼清乡委员长：卢志英（其妻张育民，在南昌开设“女医生张育民珍所”，实则负责联络和交通） 情报参谋：项与年 …… 情报源源不断送到上海，德安的“剿共保安”也连连得手——当地红军投桃报李，佯攻佯撤，能不捷报频传么？直到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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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戴晴 on 四月 18, 2011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个人纲乾独断，不说中华男儿，古今中外枭强，哪个不为之心荡神驰？关键在手段与机遇。对蒋中正而言，36岁还踟蹰在大本营参谋长位置上，与前盟友共产党翻脸无疑是窜升第一步；联姻孔宋，立地信主，从此搭上美国与财界，可算第二大步。接着，操作二届四中全会，不但在国民党里边同时担任政治与军事委员会主席，搞掂各路军阀之后，更兼任国民政府主席和陆海空军总司令。党国“总裁”啊——镶嵌在千年专制古国之上的共和体制，怎能不以“训政”（“以党治国”）开端？ 造神毛泽东，不知诸位注意没有，这位“二十八画生”在湖南争取公民基本权利、呼吁联省自治，包括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接着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都不算什么大亮点，唯独政府对由他创建的江西苏维埃发动五次围剿，依照红色宣传家说辞，有他就赢、没他就败——特别是没他根本就走不出那两万五千里，才算是造神第一大基石。 五次反围剿，共军这边四胜一败，不说前三次正值“九一八”、淞沪抗战和19路军揭竿等令围剿当局一次次分心；不分析红军最玩得转的“打得赢就打 打不赢就跑”、“军政合一”（也就是以革命大义筹粮挖浮财）；不细说当时怎么开始截收敌方作战命令；不说第四次反围剿的指挥实际上是朱德、周恩来；更不提到了1933、34年间，瑞金苏区这块地方，五年间已经被劫夺得气息奄奄——就算没有顾祝同陈继棠步步为营地压过来，10万人的军队加政府，不走也得走……更不说到了1934年秋，无论谁当政，博古李德周恩来的三人团也好，毛泽东也好，蒋介石全力投入的“第五次围剿”，绝没有“粉碎”的可能。 何谓全力投入？投入军力150万、步步为营向瑞金推进的“规模巨大、部署周密”的“铁桶合围”计划是也。用蒋中正自己的话：“毕其功于一役”，“剿共大业胜券在握”。 说到这个计划，不能不说说大陆宣教书上几乎没有出现过的人物——报人出身、曾为政学系台柱的茅庐政客、从来不曾带兵、时任江西剿共行营秘书长的杨永泰。蒋蹿红之后，他以上《万言书》的方式，提出“削藩论”、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略输文采”的蒋中正只觉眼前一亮。 杨畅卿被后世称做“总裁身边卧龙先生”，也是我们要说的破“铁桶合围”之莫大英雄故事的直接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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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戴晴 on 三月 14, 2011
红一方面军之创建，就“党指挥枪”而言，是否具有合法性？请以共军鼻祖朱、毛为例： 会师井冈山(1928年5月)的两彪人马里边，毛泽东秋收暴动带来的，叫工农革命军；朱德、陈毅那支，是南昌起义“遭受很大损失”之后，一路打了跑、跑了打，经江西、福建、广东，最后绕道千里，由湖南过来的数千人。我们知道，北伐期间，李济深、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里边，有相当一批共产党员骨干。到了“4•12”之后该年的8月1日，在他们按照共产党的指示“拉出队伍另干”的时候，原来的番号、军旗照用不误（大家在《南昌起义》那幅油画里见到的一面面飘扬的红旗和领导人从容豪迈的微笑，只能算是无产阶级宣传）——红旗是在后来、直到九月中才换上的。 接到“党中央”发来的《51号通令》之后，这两拨人，加上一支湘南起义的“农军”，顺着原先“四军”番号，改称“红四军”——并不管有没有第一、二、三军。后来，“红四军”依照命令改称“红四军团”（注意，到这时候，还没有什么“方面军”）。后来，彭德怀“红三军团”二次攻打长沙不成，从湘鄂赣过到江西。两个军团会师，毛泽东当然高兴，问题是，听谁的呢？据史载，“为指挥一、三两个军团起见”，他们先“组织”起一个“总前委”，毛泽东任书记，对外则称“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毛泽东为总政委——“红一方面军”就这么自己商量之下诞生了。这是这名“资质俊秀”（杨昌济评语）的师范文科生的第一个军职，如果在校军训时候担任的“直属连部上士”不算的话（秋收起义的时候，他的身份是党的领导：中央特派员）。彭德怀谨守职业军人本色，依旧当他的隶属于“红一方面军”的三军团总指挥。 对此“红一方面军”，当时的党中央不予承认。到了1931年11月，人家干脆籍着成立“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红军”的“中革军委”（望读者诸君记住这几个字，我们在以后讲长征故事的时候将多次遇到）之际，将“红一方面军总部”撤销了。但很快，不过半年间，“红一方面军总部建制”又恢复了，只是毛的“总政委”被拿掉，当起了“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主席（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 发轫于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大致也如一方面军那样：先聚义的一拨英雄本有自己的这师那军，对城里那帮书生开口闭口“阶级”“主义”“苏维埃”等等隔膜得很。待到书生拿到大令箭，大敌当前，也就按下心气儿接受整编了。这就是为什么1931年11月中革委发出“取消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令“所有中华苏维埃全国红色海陆空军完全集中统一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号令的时候，本该编为“第二方面军”、当时正忙着扩大地盘、反围剿、包括“清肃”的这帮子人，对该命令相当敷衍，觉得自己一直是“红四军”，接着称“红四方面军”不就得了？ 查张国焘《我的回忆》，在第十六章结尾处说到的“第四军”，到第十七章开头，就那么硬生生地变成了“第四方面军”，一个字的解释都没有。不知是根本不在意，还是分外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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