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

依照传统文本,在“历时两年、行程万里”的长征里边,最光耀并且意义重大而久远的,非遵义会议莫属。因为: 1)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2)   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3)   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 4)   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这说法始自1938年毛泽东笃定获得国际认可、开始攀向权力最高峰之际。那时节,他已经有了新的辅弼:刘少奇、高岗、彭真,康生也正踢掉王明贴上来。这帮冉冉新星干的——如果不能说第一档子事,无论如何也是“打底”的——就是以薅住“政治正确”为目标“搞掂”历史(即所谓“第一次提出中央的政治路线”):党出世已十多年,“总书记”长长短短也六个了。一路跌撞,哪些须大书特书、哪些必三缄其口,什么人须打、什么人要拉过来……哪些“派得上用场的”要特别挑出来阐扬——比如遵义会议。但话须说得圆乎,人才通过斗争涌现:胡乔木脱颖而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创作完成[1]。到1978年,虽经伟大领袖狠狠玩了一把,但终于再掌权柄的战友们,反复掂掇权力与民瘼,看准老旗子不能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创造完成。

进军遵义

黎平会议之后,三万中央红军改弦更张,开始按新的战略方针行进——“避免大的战斗,建立川黔边新苏区”。但“川黔边”在哪里?他们大致的决定是“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依照前两年新解密的蒋中正日记,为了把自己控制下的中央军部署在他心目中的“抗战后方云贵川……(遂)借剿共以安定西南,借剿共以掩护我抗日准备之决心”。于是,作为专门对付中央红军的剿匪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薛岳所辖八个师,也在此时转向贵阳附近,乘机从地方军阀王家烈手中夺取贵州的控制权。其实,就算没有解密日记,在陈布雷文档中,此意已然透露:湘江之役后,蒋介石听到(红军被迫进入贵州)后大喜,对陈布雷说:“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 这里,问史人其实触到一个大命题:声嘶力竭70多年的“艰苦卓绝的长征”,不过蒋某为对付地方军阀,找个开进的名目。到把红军赶到荒芜地带,即次年5月初进入雪山草地,主要意图既已达成,“顺带手”的剿共大致也可以收官了。这意思,中共这边其实早有了大义凛然的阐述——“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从这点看,通道转兵,西进黔川滇,毛蒋二人之意图,竟是相辅相成了。 据杨尚昆回忆,开辟新根据地的决心既下,抛掉坛坛罐罐,大包袱“红星”“红章”也合并为军委纵队,军团得以一路快步。20天之后,司令部进驻遵义。基本没有敌情。他们在那里“修整”了几天——长征以来第一次。1月15日,“声讨最高领导军事指挥错误”,继黎平会议之后,在一所黔军师长的宅邸接着开。 遵义会议已经说得太多。眼下顶要紧的,是扼着大家喉咙的中共十八大就要召开。此时回顾遵义,忍不住想说说该伟大会议里边一直没怎么引起注意的一层意思——这是一次多么生动的英雄聚议呀!君不见,一把手博古做了“报告”之后,同一班底的明智者(周恩来)放下身段作缓和火药气的“副报告”,随后洛甫开始他直抒胸臆的“反报告”。一肚子韬略、有准备、有心机(我们先不称“野心”)但资格稍逊的“与会者”(毛泽东),也有机会按照程序正式发言。如果,在即将召开的十八大,胡总背书之后,在世界上放出那么些普世价值大话的“宝宝”对自己同胞来个“副报告”;“反报告”……通观十七大政治局,似乎没有哪位有胆就他们当政十年的贪污、滥权、不作为反问胡总几句——虽然俞正声、李克强可能“心里明镜儿似的”。不知明年李锐精力怎样、也不知辛子陵的党籍能否保留,但如果秦晓、刘亚洲他们能找个名目挤上去如当年毛泽东那样说几句,中国这盘棋不就活了么? 好啦,遵义会议,言归正传.

通道转兵之依据

近日来,电影《通道转兵》忽然火爆。个中缘由么,当属为90寿诞再添光彩——贫困县官员吃喝嫖游之外,竟然倚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正确”放胆玩新招:甩公款出镜过瘾。 想来这几块料粉妆上阵时候定是底气十足:唱红歌演红戏,人家重庆多少个亿甩下去,眼皮都不眨一下。湖南也要有所动作——卯足了劲宣教“圣祖伟业”,让P民个个“埋头拉车不问路”! 问题是,“英明伟大”喊了60多年,怎么说也得来点新的。有人想起,“遵义会议伟大奠基”够劲是够劲,只是说疲了。官方史家不是还有一说么:“伟大奠基”实际上是近一个月前“黎平会议(12月18日)之继续”。 但在黎平在贵州,而不过几天前在湖南的通道,曾经有过一个“中央负责人的紧急会议”(12月12日),如果将其列为“黎平会议之先声”,“通道转兵”不就成了遵义先声的先声么?潇湘厂亮出彩旗——“毛泽东以其睿智的军事洞察力,敢于担当的道德勇气和天才浪漫的行事风格挑战权威,在风雨飘摇中带领中国红军走出了困境,找准了‘通道’,揭开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伟大转折——遵义会议的序幕”。

毛泽东踏上长征途

据官方《毛泽东年谱》,1934年10月10日晚上,毛泽东随着86000人的大队,“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 那时节,他在党内的地位,按照正史的说法,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顶点”的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不在四人常委之列。当选常委而进入决策核心,要到一年后的遵义会议上。虽然也算是党内高干,要害的党务军务没他什么事。分派给他的,是“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很像后来朱德、董必武等所处之虚位:参加个代表大会,发布个“五一节宣言”,做个《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报告什么的。 长征前一系列决策,包括上报国际并得到批准的“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以及“最高三人团”成立,他都无缘与闻。为调开围剿军而向浙赣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队”(旋即失败),以及那篇由他打头署名的《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发表抗日宣言》 ,跟他都没什么直接关系。到8月底,眼见打破第五次围剿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他提出“向西,打湖南”,没人理会。

真如神-百花洲巧遇

在他的《万言书》里,杨永泰对“安内”,即“剿灭赤匪”,有他独特的方略。他认为,有主义、有根据地的“党军”,与冯玉祥张学良辈不同。对付他们,须“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并且随后在总裁首肯下发起“政治改革”和“新生活运动”。 就在这前后,时任江西剿共行营秘书长的杨永泰,碰到正在闲溜达于南昌百花洲公园里的当年故人莫大哥。 莫雄的经历跌宕起伏,我们这里只说1930年。那时,他随张发奎反蒋失败,介入的宋子文/张学良联合“反蒋抗日”又失败,正流落上海。时任财长的宋子文许他“一时没有合适职位,就在我部里挂个名吧。”在税警局长这个“闲职”上,不意间遇见国共翻脸之前曾在他的国民革命军11师任政治部主任、“头脑清醒、爽朗结实”的共产党员刘哑佛(即我们熟悉的鲁迅笔下刘和珍君的兄长)。“故友重逢、不胜欢喜”。这一欢喜不要紧,军委上海特科的严希纯、卢志英、项与年等,遂成与他亲密往来的朋友。李克农那里也搭上了线。 到了与杨永泰不期而遇,他已是介入闽变又失败、成了时任江西剿共第二路军总指挥薛岳(他的故事我们后边还要细说)的“食客”。莫大哥欣赏广东大同乡、茂名杨永泰“变革思想和魄力”;杨则爱他“军人见得多了,你这样不糜烂地方反而获百姓好感的有几个?” 基于此,杨秘书长表示愿意为莫大哥与蒋介石“驳线”,由他率先实施一项“剿共新政”。其要点是汲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共产党不是一个接一个圈“根据地”么?好,国府这边也不再剿了就撤,而是军政联手,针锋相对地也来一套“专员/司令制度”。据杨永泰对莫雄解释:“行政督察专员是文官,等于道台衔;又兼保安司令,是武官,等于镇台衔。一文一武,一手抓两印,几好玩的。” 莫雄上任。在严希纯的具体策划下,他的道台/镇台衙门几成上海中央特科分部: 第四行政公署 督察专员:莫雄 专署主任秘书:刘哑佛 情报股长、文教科长等皆为CP; …… 第四剿共保安司令部 司令:莫雄 副司令:陈修爵 (CP) 主任参谋兼清乡委员长:卢志英(其妻张育民,在南昌开设“女医生张育民珍所”,实则负责联络和交通) 情报参谋:项与年 …… 情报源源不断送到上海,德安的“剿共保安”也连连得手——当地红军投桃报李,佯攻佯撤,能不捷报频传么?直到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