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佛山女童小悦悦遭遇车祸后，18名路人见死不救，致使女童再次被车碾压，最终不治死亡。这一事件在国内媒体引发广泛讨论，对于路人“冷漠”的指责，对于道德“建设”的呼吁，一时成为焦点话题。但是，路人冷漠的根源究竟是什么？目前见诸官方的结论大都流于空泛，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用良知尖刀自剖丑陋”一说，尽管将“良知”引入了官方话语体系，并触及“公众参与”这一话题，但对“冷漠”以及“良心”缺失的根源，汪洋未置一词，对于“小悦悦事件”的思考如果只到这一层面，那么，“扬善惩恶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实现，恐怕仍只能是镜花水月。

在这样的悲剧发生后，说到冷漠，很多评论者从人性的角度进行各种分析，我不想陷入人性善或人性恶的古老争论，但是我想，几乎和所有的动物一样，人类既有相互扶持的本能友善，也有相互残杀的血腥一面，而外部条件则会使人形成习惯性行为模式。如果抛开外部条件而空谈人性，我们便不可能真正地了解人性。

让我们从极端处镜下的人的遭遇开始思考。一般情况下，除非圣徒，人不太可能不顾自身的危险而首先关怀他人。如果环境过于恶劣，人们甚至会杀害亲人以自保，这时候，人性所展现的，就不再只是冷漠。比如，中共红四方面军曾有一个著名的“红军之家”，姐夫被肃反时，两个妻弟被迫充当了杀人者的角色，他们是中国著名女将军王新兰的哥哥，但是不久之后，这两个杀死姐夫以表明对党忠诚的红军战士还是被“肃反”了。想起这个故事，是因为此后的中国，无时无刻不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残酷关系。整风、镇反、反右、文革，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哪怕你只是一个普通人，你也必须收起同情心而只求自保，以至于著名经济学家顾准死前想见一下亲人都被自己力求自保的儿女拒绝，这又何止是冷漠？！

如果说古代中国社会还有“皇权不下县”的乡村自治，一般民众的生活主要受宗法道德和乡规民约管束，而它们与善良、互助并不冲突，那么，在二十世纪的庞大专制政权建立后，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谁还能保留“非政治”的空间？而当这种政治的残酷性使得家人之间的相互告发都成为光荣的革命行为，你又如何指望人们能够对陌生人的生死有表现救援的意愿和勇气？

毛泽东的去世并非这一世道的彻底终结。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尽管中国政治开始多了一些人道的因素，但随之而来的六四屠杀、法轮功镇压，如何容你对他人的悲惨遭遇伸出援手？我想，当同情本身会为同情者带来祸害，甚至统治者原本就希望民众各自明哲保身而放弃对公共社会事务的关注时，那么，多数民众的冷漠是必然的。因为，你无力阻止政府将“天安门暴徒”投向监狱，你无力阻止政府对于法轮功学员的虐杀，你也无力阻挡政府和流氓联合起来非法强拆你邻人的房产……当这样的事大量发生的时候，如果你不学会冷漠，要么你引火烧身，要么被迫体会愤怒、羞愧和无力的内心冲突。而如果无力阻止罪恶，那么，逃避也好，冷漠也好，就会是一般人的正常反应。捷克异议人士在致胡萨克的公开信中早已描述过这样的状态：冷漠的情感和它们所伴随着的每一件事情。

事实上，“小悦悦事件”早已是这个社会的常态。几乎就在同一时间，一批怀揣良知而拒绝冷漠的中国人正在走向一个小小的山村——东师古村——去探访被政府非法软禁的陈光诚、袁伟静夫妇，但他们遭遇的是当地政府雇佣的流氓的殴打，这就是中国政府对不冷漠者的态度。因此，当我们谴责社会冷漠的时候，我们必须有某种政治意识，否则，你无法理解冷漠形成的真正根源。

在市场活动日益广泛和频繁的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法治社会的缺失，是政府对公民社会的敌视，人们无法通过自组织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依据法律参选人大代表都会成为被打压的对象），而只能被政府强权割裂为一个个缴纳皇粮国税的臣民，这样的政治制度下，没有公民的存在，权力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弱势者，而不是遵守法律并受到法律保护的公民，你如何能够指望这样的社会成员具有足够的社会责任感！

也许有人说，那些大的政治事件已经过去，我们也不关心焦点人权事件，作为普通人，善良一下又有何妨？但不要忘记，在一个法治缺失的社会里，法律无法保障正义，是非早已模糊，多一份“管闲事”的热情，就多一份找麻烦的可能。专制社会中，政治的巨大影响力形成很多示范效应，我们屡屡所见，是作恶者的得意，是善良者的失落，是毒奶粉、地沟油、黑监狱、我爸是李刚……久而久之，道德只能成为强势者欺骗弱势者的幌子，因此，谈论道德有时反而会变得虚伪，尤其是，在以非人性的政治统治民众、拒绝民主法治的权力导向下谈论道德不仅虚伪，而且近乎无耻。

目击小悦悦惨剧发生而离去的路人固然可恨，但在小悦悦事件面前，追随政府的教鞭鞭笞路人的不道德，并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我们需要的是公民意识的普及和公民社会的发育，是建立起“反政治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