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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这个国共彻底翻脸的年份，因为两边几十年来惯以“官史”告喻后世，所以一些基本国情，从民间扣问的角度，仍需交代——为我们接下来讲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做铺垫。 一是国民党左右两派在“联俄”“容共”与否大大地闹了一场之后，终于定都南京，开始了民国的中央政府。也就是说，该武装集团至此终于有了自己的行政、外交、军队与警察，并且依“法”责令民间纳税养着——当然此“法”是拿枪的人想怎么定就怎么定。 二是“中央”虽然开始“号令全国”，但就人心收复而言，还差得远。相当一批豪强对南京面上敷衍，私底下则是自己的打算——位居“中央”者究竟希望他们生，还是希望他们死，比如蒋中正对陈济棠、何健、王家烈、刘湘、龙云……何时拉拢何时摧折，桩桩在在凸显于红军长征第次经过的粤、湘、黔、川、滇……拼搏，直到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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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我们常说的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廖仲恺等等，没有证据显示广州军政府对 “联俄、容共”有什么现实考虑之外的兴趣，更不要说俄式的“扶助工农”（无产阶级革命）了。 与26岁就授衔中将的周恩来无法相比，军校出身的蒋中正一直无缘出头，直到陈炯明发表了他对国民革命和建国方略的独立见解。蒋介石终于等到机会登上永丰舰，“侍护（未来国父）40余日”、“取得信任和器重”，最后在鲍罗廷超乎常规的提携下，一路砍掉曾经的上峰、袍泽、恩师（包括“禀为师保，悉听尊命”的鲍顾问），到得自觉羽翼已丰，立即用计甩掉“总理”留给他的联俄容共绊羁，以及滞留多年的“参谋长”头衔。到了1927，终以“革命军总司令”之威，陡然变脸大开杀戒，踏上以铁血争逐最高权势的毋庸置疑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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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长征之前，先说说1927年。 进入现代，中国之国运，曾在几个特别的年份，历经了重大突变继而转折——庚子（1900）算一个，这本是中国有可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一次机遇。接着，就是那场仅在形态上结束皇权统治的辛亥（1911）了。如果往下数，依笔者有限之见，该是1927、1946和1989。有人可能会说，你怎么把1949给漏了，瞧去年大庆那阵势！怎么敢漏？只不过60年前那一场，固然也是军车、彩旗、口号，包括怀仁堂的选举和天安门城楼上的宣告，怕是只属于武装夺权而后之盛典——和上边说的几个年份相比，就整个社会所经历的巨大惊骇、深度思索与价值重组，就算不上什么了。 1927，这是中国新派各色人等“咸与共和”历时十六年之后的那个年头。更是以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为依托的共产国际，将阶级与政党——特别是阶级斗争与政党领导下的武装——输入中国而后约五、六年（以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金斯基到上海分别会见孙逸仙和陈独秀计）的当口。
举世闻名的“长征”，至今已有76年。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个八万红军从瑞金上路的日子？ 其实，76年前，没人说“长征”——无论是年方26、享有党内最高决策名份的博古，还是创立根据地、组建红军、彼时正遭排挤在于都发疟疾的毛泽东。1934年夏秋，他们正陷在广昌失守的巨大焦虑中：江西是呆不下去了，必须换个能征粮养兵的落脚之地，此即官家史书所说“撤离革命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焦虑之中，向国际请示的同时，瑞金派出了探路的“先遣队”，打的当然是“抗日”旗子。到了10月，“转移”获国际批复，“最高三人团”（博古 周恩来 李德）建立。但是，在76年前的夏末秋初，他们第一没想到须立即开拔；第二谁也没想到立刻就得走，而且一走就是两万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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